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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绅论坛28期：黄文涛，侯瑾，王建勇讲座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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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10-16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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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年10月9日
地点：对外经贸大学
王军：我们让现在开始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活动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台上坐了几个人，一个人主持，其他几个人谈。这是第一次尝试，在国外开会经常这样的，一下上来5个人，1个人主持，今天我们是尝试。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学友或者说嘉宾，回到我们学校来。这次我们围绕的主题是，他们都到国外的名牌大学去读过书，然后又回国来，现在做得都非常成功。他们的留学经历和职业经历，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多帮助，他们所谈的都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信息。我相信，今天的讲座一定能办得很成功。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这边开始是王建勇，1999年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现在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海问所是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中涉外律师业务做得最好的之一。第二位侯瑾，2001年毕业与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现在西门子做高级法律顾问。第三个是黄文涛，1999年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到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读MBA，后来在企业做法律工作，目前在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任高级法律顾问。这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做高级法律顾问。
现在我们请他们每个人介绍自己的情况,（鼓掌）
王建勇：大家好，我是92年到法学院来的，当时是7系，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96年毕业上研究生，那时候的硕士是3年，我大概念了一年半的时候开始实习，实习的单位就是在我现在工作的海问律师事务所。原因也很简单，我的研究生导师就在海问所做合伙人。研二第二学期才开始实习，这是98年，到现在正好10年了，当时实习了一年半。我了解了事务所，事务所对我也有充分的了解之后，毕业后就到海问去工作。工作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出国留学。其实当时也有一个选择，是去念J.D还是L.L.M，之后由于LSAT考得不好以及其他原因就去念L.L.M。L.L.M毕业后海问给我安排了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的机会，我在美国和香港工作一年，04年回到海问。我主要的经历就是这样。
海问很多的合伙人都是经贸大学以前的老师和学长，特点是外语比较好，并且懂一些经贸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们的长处，海问人员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因此海问做很多的涉外工作，同时以非诉的业务为主。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上市、兼并重组等，我本人也是做这方面业务的。
侯瑾：今天回来，我和建勇一样没有估计到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回到学校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看到这么多同学觉得非常的朝气蓬勃。刚才我们几个共同的感受是现在的同学比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更加的Open，更加的积极向上，眼界也更宽，平台也更广，你们有这么好的模拟法庭，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想都不敢想。回到学校非常高兴。
我个人经历比较简单，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对外经贸大学念的，之后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也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不幸。我们碰到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到境外去上市，参与了很多大的项目，也有中国移动这样的大企业，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另外也做了大量的并购和投资的项目，这期间有很多的机会到美国、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律师学习、沟通。不幸的是太辛苦了，连续的工作熬夜、加班都是很经常的。另外，业务也比较局限于这两个领域，市场业务和并购业务，我更感兴趣非常务实和实际的项目和企业运作一系列的工作，这也是机会，我加入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它有比较大的法律部，现在大概有30个人。自己觉得还需要开阔眼界，看点新东西，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学了一年。毕业后有一些别的工作机会，去律师所、其他的企业等等。选择来选择去，有自己工作和事业上的选择和家庭的选择，后来还是回到了中国北京在西门子公司，到现在还是在做这些东西。一开始听到西门子这个名字，我也以为这是卖电器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西门子生产的，西门子真正做的是工业领域。我负责的是能源领域，发电等产品，在中国有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采购工作和运营，另外并购的项目也非常多。基本上就这样。
黄文涛：幸会。这个讲座最早是王军老师几个月就和我提过的，我当时有这样的兴趣，主要的想法是回来看看。离开学校差不多有十年了，没有再走进学校的教室，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平时在公司的时候，我也管一些招聘的事情，我同意侯瑾的观点，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进步了很多，我也是很迫切地想了解一下，现在80后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和下属的沟通和交流。这是我觉得讲座很有意义的地方。
讲我的经历之前，我想讲一个例子。我现在是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讲以前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在当时的时候想，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背后也有一些必然的原因。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有一个朋友托我说，你认不认识投资银行的人，有一个小孩想进国外的投资银行。他的背景是在国内，毕业后在国外拿了文凭，对国外投行很有兴趣。我确实有一些朋友，问了他们要不要人。现在两个月之后，美国的投资银行前五家没有一家是幸存的，高盛和摩根也转成了银行控股公司。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得很好，但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讲讲我的经历，我和建勇是同学，92年进法学院，99年硕士毕业。属于机缘巧合，有一天我晚上10点多回到宿舍，看到一个室友在看书，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中国银行总行明天考试，问我去不去？我说明早起得来床就去。第二天他把我叫醒去考试。十年前，中国银行选聘的竞争很激烈，有几千人考试，我竟很幸运地进了中国银行总行法律部，主要工作是处理不良资产。当时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了24000亿的不良资产给资产管理公司。没想到，在10年后，这样的事又发生在美国市场。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18000亿美金，美国现在是缺钱了，真是风水轮流转。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很多的事情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
在毕业后的两年多里，我做了一些事情，还是觉得缺少什么。和一些国外的投行接触，感觉他们的水平和我们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所以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国外去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是做银行领域的，比较欠缺金融和商业的知识，所以去读了MBA。在英国的帝国理工读了一年。当时也有一个想法，觉得做法律不是特别有挑战性，想换到商业领域，但还是很难的。到毕业时整个市场不是特别好，还是回到银行金融这个行业做法律和风险管理的工作。做了几年，有一个机会加入了壳牌法律部门，主要负责下游并购项目，国外的公司如果想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捷径就是并购。这比投资建厂速度要快得多。大家知道壳牌收购统一润滑油，这是我做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让壳牌在全球润滑油的领域超过了美孚，成为市场份额全球第一的公司。
今年有一个机会，我加入了戴姆勒公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戴姆勒公司，其实就是奔驰公司。它是戴姆勒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性的总部，就像西门子中国，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总部。我主要负责跟中国有关的法律事务，包括并购投资项目和一些管理事务，包括律所的选聘。
我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
王军：下面我提几个问题，之后同学们提问。我先问建勇一个问题：你谈到当初去读L.L.M.，而没有读J.D.，根据你自己体会，读J.D.或者LLM，在同学们毕业的时候,在两者之间怎么选择，各有什么利弊？
王建勇：这个问题当年大家都讨论过，确实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托福和LSAT都考了，客观的原因是我LSAT考得不是很高。知道很多人考了高LSAT分，去的都是很好的学校，自己定的目标也是考高分去好学校。和LLM相比，J.D.三年相对比较长，对于没有工作过的人，家里情况一般的工薪阶层，三年的学费还是很高的。这两年人民币升值能便宜点，希望以后继续升。
王军：如果有条件的话，读J.D.有没有什么好处呢？尽管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之后能不能补偿回来？
王建勇：如果抛开家庭条件、年龄等因素，毫无疑问应该考J.D.，而且要考好学校。原因很简单，我申请到LLM之后，进行后续的工作，其中有一项是选课，当我拿到课程表之后，发现有这么多好的课可选，一年哪学得过来？J.D.可以第一年学基础的课程，第二、第三年有很多的课程要学，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说，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对于国外的法学院，包括国内的法学院，也有很多好的东西，最大的区别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吸取更多的知识。这个就是工作和学习的差别，在学校没有太多的压力，就是要学习，就是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多学知识，和同学讨论和老师讨论。一旦工作，就要面对各个现实的问题，要完成客户的问题等。在学校可以有最单纯、最理想的学习的状况。对于我们，在中国法学院学习的学生来说，如果有机会到美国最好的法学院学三年，是绝对值得的。如果讲到客观情况，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比较大的区别就在于J.D.毕业了好找工作，L.L.M.不好找。以前是J.D.比较少，L.L.M.比较多，L.L.M.可以在美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找工作。但是在我毕业的03年，受到911的影响市场不是太好。J.D.有一些都不是太好找工作，但是相比L.L.M.还是好很多。有很多L.L.M.转去J.D.，有J.D.的资历，他们都可以到美国最好的所，收入上也会好。另外一方面，你得到的学习的机会也会更好。从长远发展来说，J.D.比L.L.M.要好。
王军：现在我问侯瑾一个问题，后来你从律师又转到企业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一般来说，从律师行业转到企业，收入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是说增加了？
侯瑾：其实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律师所，固定的是做一两个领域的法律业务，比如说资本市场和并购，我做的就是这两个领域的业务。其他方面接触相对少，比如说劳动法、诉讼、仲裁等。但是在自己做的领域里会发展得比较专长一些，到了企业觉得非常不一样。西门子的策略是这样，几乎所有的法律业务能做的都是自己做，外包的非常少，除了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资源，才会外包。从雇佣一个人，解雇一个人，做行政审批和日常的销售、采购，大型的项目，方方面面都得懂一些，不一定都是专长，到了需要非常专业化的领域，比如说知识产权、大型项目方面要找专家学习，而且有意识的发展一些自己的专长。但是方方面面都要有一些概念，涉及到了劳动法，我们要知道有哪些问题，我要朝哪些方面考虑。从这一点来讲，各有各的长处。
王军：到了企业之后，对知识面的要求反而高了，对吗？
侯瑾：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律师所，可能打交道的更多的是企业的法律顾问，还是在和学法律、做律师的人打交道，但是在企业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平时面对的既有普通的销售人员、采购人员、有人事人员和企业的CEO，他们会问你很多的问题。他们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是一个方面，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务实和理性的考虑问题，企业的内部律师要找出解决方案，怎么把事情做下去。做企业对风险的规避性要小一些，务实的商业精神要求是非常高的。
律师所随着项目来讲，工作时间不确定性，企业虽然都有事情，但是会规律一些。
王军：你的经历多多少少代表了许多律师的经历，轰轰烈烈地干一段，再找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有规律的？
侯瑾：这个不是特别典型，发生得比较早，别人可能会晚一些，我发生得早一些。有一个兴趣的问题，我感兴趣一些法律的东西，在公司工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项目的背景、各方考量的因素以及法律和商业结合的均衡点，这是我个人感兴趣的方面。对我个人来讲，更多的是兴趣上的选择。
王军：下面我问文涛几个问题。前面两个你的学友，都是直接读了法律，而你原来学法律，也是经贸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来你读了MBA，怎么考虑的？
黄文涛：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在问我自己（笑），我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我今天在谈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现在让我看以后的问题，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看以前的问题就更清楚一点。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以前，觉得当时的决定有一些盲目性。到了伦敦上学以后，我差不多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全部有一百多个人，来自全世界的各地，平均年龄都是在30多岁，我当时还没到30，在年龄上觉得有点边缘化。现在回想起来，读MBA确实需要经验积累到一定的时间，学的东西才会有深切的感受。比如我们学的战略这门课，对任何一个大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你公司的高层战略做得不对，那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致命的，比如今天雷曼的例子。
王军：你说的战略是MBA的课程？中国有吗？
黄文涛：有。战略是让你用更广更高的眼界去看这个公司和运营。如果一些高层犯了很愚蠢的错误，一些战略性的错误，那将是很致命的。当时听着有点云里雾里，觉得找不到边。回来以后，过了几年，通过做并购项目，特别是一些对公司的发展在战略上的发展影响很大项目，对一些在留学时所学的，有了切身的体会。现在让我选择，我会到30岁之后再出去读书，这样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王军：你建议你这些师弟师妹们去读MBA还是法律？
黄文涛：（笑）回来以后，我面临着一个难题，也到过一些大的投行去面试，感觉有一个问题：以前我没有参与财务或金融事务的经验，如果说你想纯粹通过学MBA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这样想，任何一个大的公司，在雇佣人的时候，一般会区分两种人，一种是刚刚毕业的，还有一种是有经验的人，标准是不一样的。他会看你来了之后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你给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验，让他招你是很困难的。后来我还是选择回到了银行领域，主要做法律和风险管理。但是我觉得学MBA还是有用的，侯瑾也有这样的体验，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在大的并购项目里只能替你做一半的事情，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公司内部环节，需要很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这些东西外部的律师是做不了。而且和公司行业有关的事情，也需要依靠公司内部的律师来做。其次，学MBA的另一个好处是我做并购的时候能看得懂公司的报表和定价，这使你在谈判和起草文件的时候会感觉很轻松。
王军：你提到你跳过一两次槽，也可能还要多，一般来说跳槽的规律是什么？
黄文涛：不仅是王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我不介意在谈话的时候被打断。规律是这样的，我想讲两点，首先，我想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我站在哪儿，我的目标在哪儿，我用哪条路径能够更快的到达那个目标。另外一个想法，还是取决于人，比如我的性格，我喜欢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个公司、这个行业做了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即使是并购这样的所谓法律高端领域的项目，上市也是一样，会有很多很机械化的东西，从你做DD、谈判到交割，都是一套流程下来。如果换一个行业、换一个公司，对你的职业发展，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所在的公司，会有更多的帮助。再有一点，也是一个发展机会的问题。大家在公司做法律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职位的时候，你会遇到瓶颈，换一个环境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军：建勇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据我所知是美国排名前五的法学院之一，非常好。去哥伦比亚大学，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去？
王建勇：就当年我的同学来看，有纯学术背景的，有一个同学一直在复旦、北大念书，和学校的教授有联系，去了之后帮教授做研究。另外也有相当多的像我一样，做律师做了几年。在去之前如果教授对你有一定的了解，应该会对入学有帮助。当年去哥大做中国法中心负责人的教授之前是在北京做律师的，我们有机会认识。
王军：第一种是通过学术的渠道和教授取得联系，他的专业教授感兴趣。第二是有强有力的推荐的机会。
王建勇：对。
王军：如果这两种都没有，就是靠自己的条件，竞争的机会多不多？王建勇：有的，有些同学的院校不是特别好，工作背景也不是很强，但也是很优秀的。当然另外的一些学生是由机构资助的。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外交部派过去的，还有一个同学是藏族，由一个基金会赞助去的。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在律所的经验和大公司的经验，都会有帮助。
王军：哥伦比亚大学的L.L.M.一年招多少中国人呢？
王建勇：我们那年已经招到了15、16个，现在更多了。
王军：他是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放在一起，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班，一共多少人？
王建勇：一百多人。
王军：有来自欧洲和非洲的，有政治色彩吗？比较平均地发挥美国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有这种考虑吗？
王建勇：感觉非洲人相对少一点，中国人挺多的。其实亚洲都不少，日本、韩国、印度都有。哥大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这两年的发展侯瑾可以再补充。中国法中心的教授中文讲得非常好，而且对于L.L.M.的招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对中国的学生是有影响的，其他的像哈佛这样的学校没有这么突出，哥大比较突出。
王军：侯瑾对哥伦比亚大学有什么补充的？
侯瑾：先说说我自己，我是没有和教授取得联系，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推荐。就是自己直接去申请的，我还申请了其他的学校。
王军：你们三个都是经贸大本科和硕士连读的。
侯瑾：对。
王军：你的成绩还很靠前。
侯瑾：学校会考虑在校成绩，也会考虑其他内容，包括背景资历等方面均衡的分配。我们那一届中国学生非常少，只有9个。有搞学术的，有做律师的，有特别项目的，还有法官，而且你来自的院校他也会做一个比较均衡的分配。哥大对经贸大学印象是不错的，陆续的几年都比较好。
王军：有没有表现得比较糟的？
侯瑾：没有，起码我们两没有（笑）。自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或者说学习比较好一些，去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这种好学校还是有可能的，当然竞争很激烈。每一年的招生人数，我们这一届是9个人，下一届又是20多个人，他不是固定的要在中国招多少人，他是可以扩招的。托福成绩和申请材料的质量也很重要。
王军：建勇刚才提到的那个教授是Liebermann吧？哥大的中国法的项目还是他主持吧。在很多年以前，他当时即将接主持中国项目的爱德华教授的班，他们俩一起到中国来，拜访了北京的很多学校。当时焦老师是副院长，现在到证监会当官员了。中午他们和沈老师、焦老师还有我一起吃饭，爱德华把Liebermann介绍给了沈老师。那时候还非常年轻。他在北京景山中学念的中学，所以中文非常好，而且语气都是京腔。另一个话题是，对快要毕业的学生，一般来说经济景气就选择就业了，经济不景气就在学校多留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很多的同学不想继续读研了，他们想先找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在今年经济不太景气情况下，原来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以去考研。这样讲对不对？
王建勇：我们那一年形势不是很好，就连J.D.找的律所都不是太理想。哥大有一个好处，L.L.M.可以转J.D.，三年可以拿两个学位，我们有几个同学转J.D.的。就业形势不好，就争取机会转J.D.，当然要非常非常优秀才可以。
王军：有一个说法，今年经济不好，我要找工作，只能找一个比较差的律师所，但后来再想进好所几乎不可能了，有这种情况吗？
王建勇：在国外，我有一些同学，03年J.D.毕业，没有去最好的所，过了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好的所从别的所挖人，他们都去了最好的所。对于律师，进比较好的所做合伙人，是很多人的想法。如果你不是纯本所培养的律师，而是跳槽过来，以后做合伙人的机会会受一点影响，当然如果你能力非常强，这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王军：我再问文涛一个问题，你怎么决定去英国而不是美国？
黄文涛：为什么去英国，而且为什么去伦敦？当时一个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到美国读一年的法律可以，如果读MBA要两年，费用太高了。我们是靠自己的钱和贷款去读的，当时英镑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2:1，我们的学费要2万英镑，现在差不多2万5，还没算上生活费用，很多的学生读不起。
王军：总之你去了英国，是不是英国也有它的特点？
黄文涛：我为什么没有去牛津和剑桥而选择去伦敦，我认为伦敦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不仅指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还有氛围和多元的文化。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多元化和包容性在任何一个公司和企业的文化里都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我在招人的时候，我看中的不一定在于，他是最聪明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在公司我可能不需要最聪明的人，公司是一个机器和流程的组合，我需要你能更好的和别的部门沟通交流，不要天天去打架，和你的上司说和某人沟通有什么问题。你的性格的培养和对文化的了解，对在公司里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在事务所如果你有很多的billable hours，就会得到提升。它的考评更侧重经济因素。
王建勇：打断一下，欢迎聪明的人到我们这里来。
王军：下面由同学们提问，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
同学：师兄、师J.D.姐，欢迎回家。我是法学院国际法研一的学生，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我想问王建勇和侯瑾姐一个问题，在您们的留学过程中，去过美国，在香港实习过。香港的J.D.和美国的选择上有什么问题？在选的时候，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市场哪个更好找工作？
王建勇：香港的J.D.怎么样我不清楚，从我碰到的顶级的外国所里来看，美国的J.D.多一点。
黄文涛：如果再选，我倾向于到美国读书，英国的教育方式，比如MBA，除了大量的teamwork之外，在讲课时还是被动式的，老师在上面讲，你在下面听，不想听就睡觉或者走开，但是在美国，我知道更多的是启发学生提问，这样能有效地进行互动。
王军：不知道这个同学对他们的回答满意不满意，确实有很多人去新加坡学了，也有很多人去香港学了，经贸大毕业的可能也有去新加坡、香港的，但比较少。但是我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在美国选一个20几名的，也是比较好的，比如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还可以去香港大学，在香港是排名第一的，这个怎么权衡？
王建勇：还是去美国。
侯瑾：对，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费用，美国的我们不说学校好坏，但是你有美国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和全世界的选择，如果是香港的，比较局限于亚太的区域。
同学：您们好，我是大三的学生，马上要面临工作或者是考研。在我们学校读这两个对于人生来说比较重要的阶段，我们学校给了你们什么不同的教育？本科和研究生，同样在经贸大，有什么样的不同？
王军：比如说，读研究生没有去北大，有没有遗憾？
王建勇：对于个人而言，本科教育是第一次开始离家在新的环境独立的生活。我以前没有住过校，本科开始住校。这一阶段的经历大家都会有同感，对自己的改变会非常大。研究生的选择，我和文涛一样，我们事后都在想，当初从经贸大学本科念了四年了，还在经贸大学上研究生，这个选择是对还是不对？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觉得有益之处肯定是有，我们那时候王军教授给我们上课，还有高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还有机会有一些特别好的教授给我们上课，这还是很值得的。另一方面客观的说，我们那时候好课还不够多。再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找工作，研究生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我们那时候是三年，代价是比较大的，一年半出来实习，稍好一点。对你们来说是两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刚上课马上就要实习了。如果研究生期间，还有一些在本科没有学的东西，还是值得多学习的。研究生的时候你会有更好的实习机会，还是值得的。再说远一点，在国内上研究生还是出国上研究生，你做这个选择，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
黄文涛：补充一下，我现在回想起，大学四年的时光太美妙了，浪费掉了很可惜。那时候不是很专心读书的，还是属于年轻贪玩的阶段，真正读书是在大四、准备考研和上研究生之后，才认识到自己知识的缺陷。所以我的建议是，我知道现在的研究生也面临择业的困难，很多时间不是放在学校读书而是到外面实习。我以前接到过两三个经贸大学法学院学生的电话，他们问有没有实习的机会等等，有一些本科还不是学法律的。我的意见是，对于研一的学生来说，如果以前没有学过法律，第一年就想出去实习，那怎么有时间学一些需要学的东西？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外面实习，所以自然可能会受别人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该有的都会有的，如果你把时间浪费了，错过之后，在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做一些打杂的事情，确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我建议你本科毕业后工作积累几年的经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再回去读书，可能更好。
同学：三位师兄师姐好，我想问一下建勇师兄：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英语，你怎么学英语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的？法律英语的专业性比较强，和其他的有很大的差异吗？
王建勇：我刚才想了一下，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个不敢当。你这个问题有一个假设，我现在英语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回想，我的导师可能就是觉得我英语不好，才让我学英语的。
说到学英语的方法而言，我觉得经贸大学的同学已经很幸运了。我们本科的时候，有一门课，也是高老师的课，侵权法，全英文来讲的，你们现在本科阶段也会有几门课是这样了。这样的课很好，高老师的教学方法是美国式的，会问同学很多问题，同学有课上发言的机会。王军老师在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上合同法，也有英文的教材。我们本科头两年要考专业四级，很多时间都是在背单词准备考试，有一定的功利性。从学习角度，既然我们是法学院的学生，教授给我们的英文的材料，我们把这些材料如果能够看得非常熟，课上讲得都很清楚，我觉得就够了。
黄文涛：不管是学英语也好，学其他东西也好，我的体会是，不要怕丢脸，现在学生比我们以前要好得多，那时候都张不开嘴，老是怕出错，怕丢脸，被别人笑。我想，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永远都不知道想学什么东西，无法提高自己。如果犯了一两次错误，不仅在学习，甚至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觉得选择是错的，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你的帮助会更大，当然中间会有曲折，相比之下，那些都是次要的。
同学：我是08研一国际法的，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想问一下侯瑾学姐，您知道在每个法学院里都是女生更多，但是在实际的法律实务中是男性的领地，您是凭借什么力量来战胜所有的异性的？
侯瑾：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同学比女同学多。在律师所里，性别没有太成为一个问题，大家一起合作，一般认为女性的优势在于沟通，但是逻辑能力甚至体力上男性更有优势。至少我自己在工作中没有太留意性别的区别，不管是和男同事还是和女同事合作，都能很好的工作，每个人都有优点。
但是作为女性来讲，可能生活家庭与工作的均衡是一个突出的话题。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学习到工作都需要规划的东西，包括男同学也一样，女同学比较突出一点，需要非常仔细的规划人生和人生的愿望和目的。我非常同意黄文涛刚才讲的，学习的时间非常少，尤其是在学校专心读书的时间，非常宝贵，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工作。我自己上研究生之后，学了一段时间去律师事务所实习。当时会感觉我比别人进了一步，在毕业后的头十年，事业发展会比没有去实习进步得更快更有效一些，但是从长期来讲，过了十年了，我现在非常珍惜在学校专心读书机会，一方面是兴趣，更多的是厚积薄发，踏实学习和钻研给你更多的经验和阅历。我们招人的时候也更倾向于研究生毕业的，并不是说研究生比本科生更行更厉害，但是他们通过三年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三年他们更成熟，处理事情更理性。回到我们的话题，大家不必太去关注性别的问题，个人的愿望是什么，把学习和工作踏踏实实做好，是更重要的。 同学：我是国际法研二的，我们马上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市场情况不太好。我们也听说了很多现在的传闻，现在市场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会有什么影响？
王建勇：市场的影响大家能够看到，股票二级市场比较低迷，我们律师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主要是参与一级市场发行业务。对律师来讲，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项目做不出来，律师费就收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06年的时候，境内市场开始好转，境外市场还是非常活跃的。07年国家对境外上市控制得严，国企的项目就很少，但是国内市场A股市场项目非常多，08年慢慢的国内二级市场不好了，一级市场的项目也不是很多了。09年全球的环境包括国内的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比较大，觉得可能会是比较艰难。 同学：师兄、师姐你好，我是国际法研一的同学，我想请教三位，在最开始选择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公务员这个行业呢？
王军：应该这样说，一般来说，什么情况选择当律师，什么情况选择去政府部门？
黄文涛：我不能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在机关和事务所做过，如果我建议说到机关是最好的，这个不太确切。我没有体验到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这还是根据人的性格，我们也有一些同学进了经贸部，在那里做到现在。有时候我也和那些同学开玩笑，我挺崇拜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文化和环境下能熬到现在，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没有说在国企或机关工作不好，但是在文化方面会觉得在机关比较受束缚。当然在比较大的国企或者机关，能够接触到比较重要的项目和事情，有可能比你到事务所的发展会更好，因为你接触问题和想问题的视角更广。
同学：学长、学姐你们好，我是08法硕的，你们三个人都做过律师，在企业当过法律顾问，又有留洋背景。我们可能以后会从事律师、法律顾问和到国外留学，请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在学校的两到三年中，分别在这三个选择的道路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比如说能力、学识方面，怎么去处理？谢谢。
侯瑾：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我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计划怎么样，一定要去留学、做律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一点，你把学习包括老师教的课程学好，自己读大量的书，总归是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举个例子，王老师教我们美国合同法，课程使用大量美国案例和美国学者，例如Farnsworth的commentaries。这个课程非常有利于在美国的学习，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仍然选了合同法这门课程，我们是J.D.和L.L.M.是一起上的，这个是非常难的一门课程。但是有在经贸大学的积累，要入这个门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在学校期间把所有的基础打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同学：请问一下黄文涛，我是大三的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法律非常感兴趣，想通过转专业考法硕从事法律工作。作为出色的律师须具备某些条件，其中一个是口齿清楚，但是因为我是南方人，带有很重的家乡口音。作为律师应该能说会道，但是我也不具备。现在我有一个疑虑，以前有人说，在做这件事之前要衡量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我是否要相信这样的一句话，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我很喜欢法律，我很喜欢律师这个行业，但是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是否会对我今后的律师生涯有影响？我这样是不是过虑了？
黄文涛：其实我的背景和你有点像，我的老家是海南，我有口音，现在还有。那时候我也是因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被大家笑话。有些东西是你无法去改变的，我不可能要求我的爹妈让我重生一次，关键是你要有对自己有信心。我还记得在经贸大学上的第一堂课是英语课，老师说，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帮助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没有任何人会帮助你。首先要看清自己，在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老是看别人怎么样，要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认识到我是有一定的缺点，我怎么样来设计、克服自己的缺点，有些缺点是很难克服，有些缺点是可以的。你要是说各个方面都想和别人学，做到最优，很难。只能在规划自己道路的时候，找到一个自己有长处的地方，往那方面去发展，才能显出你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在招聘的时候，5分钟的时间面试一个人，通过5分钟的时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最适合的人选呢？依靠的可能只有你的感染能力。在这方面我做得也不好。我们在学校有实践课，但是很多人还是很缺乏这种能力。包括一些很高层的人，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高管，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你也有你自己的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找到长处的地方，往那方面去发展，才能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
王建勇：你刚才讲做律师的几个要素很重要，但是你更偏重表达。我觉得做律师和任何事情一样，更重要的还是你的思想和思维。表达很简单，普通话这个东西一定可以练好的。像文涛说的，他当年的普通话和现在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可以改的。我很同意文涛的话，不要看到自己哪点不行就不去做。
王军：好，今天就到这里，今天活动的方式很特殊，其中的很多的道理我们在课堂上做老师的都讲过，可是你们不相信（笑），现在让成功人士走在你们前面几年的人和你们讲，你们会信得更多，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体会。我们以后还会搞类似的活动。最后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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