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我们现在开始讲座。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剑桥大学的国际法研究”。今天请的不是外人，是边永民老师。我和她约了很久，她曾经想讲她最近的一个研究心得，但是我觉得大家对剑桥更有兴趣。我先就剑桥大学对英美的文化或者西方法律文化有什么影响谈谈我的一点看法。我04、05年期间在哈佛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当时听了一场讲座，是现任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讲的。当时他到哈佛大学做一周的讲演，有人给了我一张票，我就坐在第四排，听那个人讲。当时，每个人发了一个他的简介，看到他的简介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同时拿了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文凭，同时拿了一个英国的文凭。我记得是剑桥大学的文凭，但也可能是牛津的。他的第四项教育履历是联邦最高法院实习生。我上课的时候和有些同学讲过，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有九个大法官，每个法官每一年带四个实习生，从美国全国的法学院中选拔。这样就有36个位置留给美国法学院的学生。美国最好的教育履历、英国最好的教育履历，加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实习生。这些都放在他简历的前面。说明美国人，即使上了哈佛和耶鲁大学，也想办法到英国去读一个牛津或者读一个剑桥。这样的履历加起来，再加上最高联邦法院的实习生，这对后来当哈佛大学的教授好像很有作用。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很不容易，他们也是不能留校，出去若干年后做得成功再回来。我碰到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教书，想到哈佛来，就到哈佛来代课，呆上一年觉得你很不错，才能让你来。哈佛、耶鲁的文凭，加上剑桥大学的文凭，加上最高联邦法院的实习生，可能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哈佛的教授和联邦大法官的基础。可是一般而言，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读这种文凭，穷人即使拿到奖学金也不可能拿到三个位置的奖学金。这是有差别的，如果你是贫困家庭确实很难。这是我们对剑桥的认识，其中的一个意义。
另外的一个意义，我们经贸大法学院确实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NYU、哈佛大学毕业了，这样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这说明，我们的优秀学生到最好的学府上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欢迎边老师。边老师我对她的印象是这样的，她绝对不是一个炒作型的老师（笑），什么叫炒作型的老师？就是为了急于出成果，荡了一些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写出几个书来。我和她有点类似，看英文资料写东西。我如果不看英文的原始资料，基本上是不能动笔的。这方面我们两个比较相似。第二，边老师的研究和国际上同行的研究是接轨的，不是我闭起门来的研究。 #p#分页标题#e#
下面让我们欢迎边老师讲。
边永民：大家晚上好，感谢王军老师热情的介绍。刚才王军老师说了，这是他点的题目，让我说一下剑桥的一些见闻。只讲见闻似乎缺少学术内涵，所以我主要还是说说剑桥的国际法研究，顺带地说一说其他见闻。
首先，先简单的说一下剑桥的学院制和它的法学院。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学，但是剑桥和牛津还保留着很传统的所谓学院制，如果你没有去过剑桥和牛津是很难理解的，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剑桥有31个学院，如果你要申请入学，假设你想申请剑桥的法学院，先要向法学院申请，同时还要申请一个学院，同时被两头录取了才可以。剑桥大学是一个学院的联合体，要管一些课程的设计和教学，很多的事务，每个学生都要有一些学院，吃、住，包括学习方面的一些规定都是由学院来决定的。
我在法学院里的一个叫“劳特派特国际法研究中心”的地方待了半年。有人可能知道劳特派特是二战前后非常有名的英国国际法学家，他本人是犹太人，为了躲避二战时期对犹太
人的迫害而到的英国。我在的时候，老劳特派特早已经过世了，见到了他的儿子，这是现代很少见的子承父业的情况。现在的所长是James Crowford，他是Whewell教授。Whewell教授是1868年在英国设立的、最早的国际公法方面的教学的位子。James Crowford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如果将来这个位子空出来，还可能在全球招聘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这和我们国内觉得什么位子应该由我们自己人来占据的概念不一样，Whewell教授要有世界上最一流的最好的国际法科研成果，至于你来自哪儿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以为剑桥大学教法律的人都在法学院，其实不是，这里只有约70个教员，另外很多的学院都有法律的教授。剑桥有31个学院，有2个是只收女生的，3个是招研究生的，其他的都是综合性的。
说到剑桥的国际法，我自己感受非常深。它的风格和我们国内不一样。比如我刚回来后听系里的老师说学校要搞创新平台，解决国家最急迫最关心最要解决的问题，要报这样的领域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我想如果基础的研究不抓得很扎实，老是想今天领导人说我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赶紧拿出方案来，明天要解决那样的问题，赶紧拿出方案来。这是很困难的，如果底子不厚实，老跟着最时髦的Topic走，其方法的科学性是有问题的。
剑桥是一个离伦敦差不多至少要两个小时路程的小镇，周围也没有什么热闹的地方，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大学城，所以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纷乱的事情来打扰你，除非你自己特别爱好旅游观光，那是另外的事。真的是读书和学习的好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做事特别的扎实，那些教授包括他们的学生学习都很刻苦。我回来之后和鲍禄老师交流，他在牛津待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英国的学生很刻苦和淘汰制有关系，他们不是像我们的学生一样进来了一定能毕业。我曾经问一个外国人：中国的学生怎么样？他说中国的学生很好，说了一堆好话之后，又说，“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中国的学生以为交了学费一定能拿到学位”。我说在中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在那边要求很严格的专业，高淘汰率的差不多能够淘汰1/3，如果你想班里1/3的人会被淘汰掉，那学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我自己教课，自己做PPT，努力的讲，希望能够吸引学生；但是在剑桥，有的老师就简单地往那里一坐讲他的东西，学生还是要好好听，因为如果最后你考试不过，就有可能被淘汰了。那里的学生主动学习和刻苦的方面给我印象很深。实咱们的学生也很刻苦，作业压得很重，但是和他们的那个劲还是不一样，他们的考试题非常灵活，所以学生一定要把学习的问题搞清楚了，而不仅仅是记住知识。我看过剑桥大学公布的国际法的试题，和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我自己感觉剑桥的国际法研究还是很重基础的，比我们这踏实一点，我们相对而言比较浮躁一点，老是要追求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立马的用途，如果不能马上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不能转化，好像就没有什么用处。可能如果不能马上产生一个什么效益，也不容易拿到研究经费。 #p#分页标题#e#
另外一个方面，剑桥的国际法研究也是重实用的，一些最新的热点问题，他们追踪的也很快，一会儿时间允许，我就把我知道的几个热点问题稍微给大家点一下，因为我们毕竟这里有一些学生对学术的东西还是感兴趣的。
我说剑桥的国际法学习上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重基础，还有一个是实用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学生学习国际法的机会多，机会方面剑桥真的是有地利之便。那离国际法院（在荷兰的海牙）不远，从英国飞过去只有40几分钟，坐火车只有几十欧元，很便宜。还有欧洲的人权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常设仲裁院、审判前南斯拉夫战犯刑事法庭等，剑桥附近有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学生找实习的机会特别多。很容易碰到学生说我刚从ICTY实习回来，有的学生从国际法院实习回来等。它们的学生的国际法环境比我们的更“国际”一些。欧洲幅员辽阔，很多的小国，欧洲学生比我们出国容易多了，我们还要办签证什么的，他们就拿护照直接就走了，有的甚至连护照都不用，拿着欧盟的居住证件就过关了。我觉得他们的学生有更多的国际司法实践方面的见识。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所的所长，他离国际法院很近，他自己在国际法方面名气很大，也代理国家在那个法院出庭。过去很多在国际法院打官司的
那些国家，经常会到牛津和剑桥来请教授给他们做代理人，当然也去美国请了很多。我在那里的时候，正好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划界的案子在国际法院诉讼，新加坡请了牛津的人做代理人，马来西亚请剑桥大学的人，让这两帮人在国际法院打。我们的所长Crowford教授就有两个硕士研究生帮他研究案子，他出庭的时候研究生可以跟着他去旁听。我们所里的一个日本同事，没有看过国际法院开庭，我们所长出庭时他也就过去看一看。所以了解实践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在我们这里，你跟着我学国际法，肯定没有这些东西。
我说到剑桥大学的国际法研究，它挨着国际法院近，他们对Case的研究是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国际机构职能的研究。美国的国际法研究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的研究密度大，因为这些机构都在它那里，它有很多的消息。有时候咱们学法律，我一直和学生说，一定要懂法律以外的东西，包括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你不懂就不知道这个规则是怎么来的。某个国家为什么是这个主张？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了解背后的东西才能了解到它用什么规则把利益表达出来，然后怎么样把利益固化出来形成什么规则。
我觉得剑桥的国际法研究的学术的东西很浓，它不是像我们这样急功近利的，它们研究的范围是很宽的。我们那个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说，这几年我们这里每一年都有中国人来，他们每一人都研究WTO。我说中国好不容易改革开放挣点钱了，我们还不可劲地研究这个。我在的时候，前前后后有三个中国人，有一个西南政法大学去的，那个老师研究国内法在WTO规则解释中的作用，还有一个老师研究WTO的反补贴规则，我研究与劳工保护有关的贸易措施，实际上也是和WTO有关的，好像距离WTO稍稍远了一点，他们都是紧跟着WTO的。所以人家关于我们的研究范围的评价也是大体对的。我说这也没有办法，你们西方人搞的规则我们要赶紧读懂，然后才能说怎么样把它改进。有一次，那里有一个Robinson学院的搞法律的人还给了我一本书，是早年的中国刚入世之后在香港开的一次WTO的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都是英文的。那还算是早年入世的时候搞WTO研究相对比较好的论文集。他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给点Comments吧，其实他也不想要那书了。我看到其中有当时的官员讲话式的论文。我想人家要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怎么说呢？我后来说这是我们WTO研究早期的成果，早期我们都是研究规则是什么，那和西方的研究还是不一样的，你们的重点是怎么样改现在的规则，怎么往前迈，我们先看看现在的东西，把它弄懂了，然后跟着你们去研究改革的东西。 #p#分页标题#e#
下面我说说在那边听到的很新的问题，我希望稍稍有点学术的东西，我尽量地选择或许大家感兴趣的。
一些新的国际法问题西方很关心的，比如说现在反恐方面的，像恐怖分子有没有人权？你抓住了恐怖分子，可以怎样对待他？再如公司腐败的责任、国际法和宗教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等，我挑几个说。
一个是对国际关系新变化中的一些问题的研究，这里国际关系新变化中，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西方人很注重这个。十年前我去过欧洲，十年间我又去过三次，去年是第三次。这次和之前都不一样，看报纸和电台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十年前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国家很大，但是可能个别的地理常识缺乏的老外都找不到你的国在哪里。其实你在国际交流上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但我这次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这类报道有多少我不好说，我没有做统计。但是确实也有很多负面的报道。在我那个6个月里，负面报道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的玩具有毒什么的，再有就是环境，空气污染、煤矿死人了这些报道。我们那里有一个论坛，论坛上有一个人对负面报道的看法我特别同意。他说，英国的媒体是不是特别歧视中国？那要跟它报道其他国家的情况比一比看。它报道美国的时候一样报道说美国有很多的毛病，报道法国的时候，人家好好的它不报道，哪天着火了它报道一下。这就是新闻。你要是比比，比如说英国
报道美国十篇文章有八篇都是负面的，英国报道中国十篇有七篇是负面的。那就没有特别歧视我们，虽然十篇里有七篇负面的，听起来不够好，三篇是正面的。但是它的毛病就爱报道负面的东西，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像这位同学说的，还有很多关于别的国家的负面报道。
我自己觉得，至少在我接触的范围里，西方的绝大多数学者不是对中国那么不友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崛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经济起来了，你越来越强大，怎么办？最坏的情况就是和中国对着干，这谁都不愿意，英国人也不愿意，我也没听过美国人愿意这样。他们希望你和他们站在一起，一起起领导世界的作用。我碰到好多人说，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好起来了，为什么中国不发挥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他们说的这个“领导作用”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中国能发挥什么样的领导作用？我们带领更多的国家致富？它主要的意思不是这个，它说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人权保护问题，这是西方的一个根，它老说人权。你在发展的同时，你要带领它们致富，但是也要和其他的国家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自身的其他问题的经验。大家知道，西方一直有一个关于民主化的全球战略，就是向全球的国家来推行他们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我们国家领导人也都是支持法治、民主，当然走向法治和民主的具体道路要适合我们自己的国情。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抵制西方推行的民主模式，不愿意照搬，只愿意借鉴一些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做法，所以西方很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但是你要这样理解，起领导作用的前提是你和它们大概是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到对面去，它要这么干你要那么干，等于和它们对着干，那它们就有点不高兴。 #p#分页标题#e#
我觉得实际上这对于我们法律研究的人和学习的人，这是一个机遇。比如说，西方有它自己的对人权、环境的观点，有它们的价值观，我们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在这些问题上应持什么态度？他们有OECD企业对外投资的guide line，我们能不能也自己的guide line？我们有什么样的企业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你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没有这个话语权，你有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你的Identity才更加清晰。
西方某些人认为我们在某些地区的投资和经济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是只顾经济利益的。我说我们都在当地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来获取我们的经济利益的。但是西方对我们的期望比我们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高。我在剑桥的时候，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去那里做了次演讲，她提到英国的哥登·布朗做的一个演讲“British Responsibility to the World”，这种口气好象这个世界是我来领导、我管理的，这是我的责任。傅莹大使说，现在很多的国家希望中国有这种态度，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这个事。我和外国人说，我自己的理解，中国现在更多的还是埋头于自己的国内事务，是inward-looking的。我们做的研究，很多的是我们如何把外国的东西借鉴过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很少有人说我们去解决非洲的或者国际上的什么问题。
我理解我们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开发非洲资源方面的矛盾是这样的：西方的意思是，他们在非洲推动民主工作做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对非洲的经济活动很多都是和政治及人权挂钩的，中国来了之后说无条件，让他的工作很难继续做下去。比如说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统，他是欧盟非常反感的总统。津巴布韦经济非常差，通货膨胀率达到差不多1000%，你自己想得出来老百姓能怎么生活。人均寿命男的是37岁，女的是34岁，我这样都属于高龄了（笑）。大概有人口的25%是孤儿。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情况，但很多的财产都到了总统的名下。西方认为这是一个集权的总统、腐败的总统，就不应该和他合作，不应该借给他钱，不应该买他的东西，逼他下台。我后来听说我们自己的商务部也关心我们的对外援助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自己是很好心地认为经济不要和政治挂钩，我们不跟着西方走。但是不跟着西方走，那怎么做？我觉得西方的说法有它的道理，你和这些国家来往，使得他们现有的政策还能存活下去，寿命还能再长一些，可能老百姓更苦一些。像苏丹的达尔富尔的冲突，已经死了200多万人，400多万人离家出走，这是联合国的数字。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如果真的“参与管理世界是我的责任”的话，中国应该思考除经济方面，我们在其他领域是否还可以发挥
更大的作用？ #p#分页标题#e#
OECD有一个多国公司的投资指南，涉及到OECD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时候，环保和人权方面的一些标准。虽然这只是一些guide line，OECD国家还是遵守得相对比较好，不能说绝对没有破坏和违法，那肯定是有的。现在就是他们希望中国的公司对外投资的时候也能够遵守这个guide line，我觉得这个期望太高了，我们还是难做到，但我们能做到什么？应该有一个说法。这些是和中国有关的一些题目。
第二很重要的就是反恐。大家知道我们要开奥运会了，也出了几个恐怖的事情，好在都被我们提前的解决了。我有一个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真的都很了解中国。我记得有一次几个外国人在那里聊天，说到恐怖问题，反恐问题。老外都是很热衷这些话题的。有一个中国人说，幸好我们中国没有恐怖主义。那个老外就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就很难表态，一方面我不想在老外的面前表现得和中国人有特别大的争议，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装傻，因为有恐怖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新疆的东突组织，最近还有人说是不是“藏独”也算恐怖主义，我不知道怎么定性。有恐怖的东西，有反恐的事情，大家学法律的有没有想到对法律的影响。我上次听讲座，一个美国人在剑桥大学讲，要不要加强反酷刑公约的纪律。反酷刑公约说什么什么情况下不能实施酷刑，没有把所有的情况都概括掉，要不要加强“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实施酷刑”，他的观点是不要加强酷刑公约的纪律，要留有一些情况可以实施酷刑。什么情况呢？比如你抓到一个人，他知道将发生的原子弹恐怖袭击，你能不能拷打他一下，然后拯救几百万或者更多的人。你就可以看出来恐怖行为对国际法规则的影响，一个人从大西洋的这边飞到那边去讨论要不要加强酷刑的纪律。
大家可以看到，2007年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刊登的论文里，有一篇介绍美国对利比亚的改造，论文说“这种流氓国家我就是要改造它”，说得很直白。它说对利比亚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美国没有花一枪一炮，没有用武力就完成了改造。现在利比亚在非洲是对西方友好的国家，还在非洲主张非洲不要研发核武器，完全站在西方的角度，和洛克比空难的时候判若两人了。美国说这是我的成绩。这和我们奉行的不干涉政策是不同的。在中国，我们学的政策就是不干涉，我脑子里觉得这个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欧洲了解到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应该干涉。我去年11月的时候受德国保尔基金会邀请去柏林，他们有一个研讨会，我说了一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说到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为，我这方面我觉得要两边互相理解，和我去的一个中国籍的博士生的发言就是与我们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的，比如说我们不能干涉非洲人的事务，我们投资就只是投资什么样的。德国的一个参会人员反映就特别激烈，他说你跟这种所谓流氓政府打交道的情况下，跟这种集权政府打交道的情况下，你不干涉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所以就是要干涉。他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干涉。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不干涉，那你怎么对待。你对穆加贝领导的国家，你有什么政策？ #p#分页标题#e#
最后一点，我感觉剑桥的学术自由比我们多一点，好多的话题都可以非常的自由地公开谈论。一些敏感话题，不同地方也是有人反对有人同意。如国际法和宗教问题中，能不能用国际法反对伊斯兰教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一些非常极端的大家认为太残酷的伊斯兰刑罚，石刑，对于已婚的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可以乱石打死的处罚。一个比利时同事告诉我，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认为对伊斯兰教的改革应该缓慢地逐步的进行，不能马上的取消石刑。有一次比利时的一个大学就要请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去做演讲，校园里的意见就不一样了。有人说我们坚决不能请这样的人来我们学校，这是自由世界的讲坛，不能让他这种支持石刑的人来宣扬他的东西。有人说，既然这是一个自由的讲台，就应该允许他来讲。最后那个人还是去了。还有一次，我们那个研究所，请国际法院的一个法官去那里讲种族屠杀公约在法院应用的案子。他讲完后，有个教授发表评论说，这个公约说国家应该防止个人和组织从事种族屠杀行为，但是没有说国家能不能做这个。而他认为国家的种族屠杀行为不在这个公约的禁止之列。
所里的另一个人对这个观点非常气愤，她说怎么可能国家应该禁止别人做种族屠杀，然后自己可以犯呢？两个人争论得很激烈。傍晚她还给所里的全体访问学者人发电子邮件说晚上去小酒馆一边喝酒一边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真正有一些人在关心学术的东西。
今天就讲这样一些，既然是剑桥见闻，说两句和法律没有关系的。那里见到很多中国学生，理工的多，文科的学法律的就见过一个，听说过一个，一共就是两个。我们文科的学生被录取的少。理科的去了之后就在人家的实验室工作，你自己又特别先进，它可以从你那里获得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数学特别强，大陆本科毕业就可以直接申请过去，高中生考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数学专业直接考过去的有好多，我自己非常惊讶也很自豪，但是我的数学从来也不好。还有一些情况，理科我还看到好几个本科直读博士的，这个制度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首先不是理科的，不知道理科的建制。但是我认识好几个中国的学生已经是博士了，就是本科第四年直接申请的。博士就是一个研究工作，你有研究潜质就可以做。我遇到的文科的学生少，而且文科淘汰的情况比较严重，理科的就跟着一直做下来的还是很多的。
作为访问的学者我自我感觉我还是这些人群中比较勤奋的，因为我也是欧洲去过了几趟，我也不是特别热心的东奔西跑这看那看。有的人因为第一次出国很爱旅游。有一次有一个剑桥学生学者联合会，搞一个选举学生会主席的活动。新的学生会主席有一个演说，当选之后怎么为大家服务、怎么为学生服务，他说我们搞了调研看看学生都关心什么，本科第四年关心能不能读硕士，硕士关心能不能读博士，博士关心怎么就业；说完这些又说，我们调查了访问学者，他们关心怎么旅游。我们当时有一个大连来的老师不高兴了，站起来说，怎么我们访问学者不爱学习爱旅游？我们也是很爱学习的。既然人家有这个意见，哪怕是偏见，它抽样的群体有问题，但至少说明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访问学者爱旅游的情况。各个系各个学院给访问学者提供的硬件不太一样，我在的那个所，我是要一年交2500英镑的费用，我待了半年1250英镑，国家交了500英镑，我交了750英镑。交这么多钱干什么呢？Bench就是一张桌子、凳子和电脑，上网的资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差不多你想查什么都有，甚至可以连到国内的期刊网上。也有的研究所比较差，也有好的，好的就太奢侈了，他们自己还有单独的小办公室，把我嫉妒的。 #p#分页标题#e#
去年9月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去了一个窦老师，她带我去英语系看了一下。他们那访问学者的条件特别差，20多个人有一间房子，一台电脑，一个椅子，几个凳子，因为不可能在那里学习，大家就常聊天。因为去学语言的大多是非欧洲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欧洲人也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学英语。那的日本人还抱怨中国人老在办公室说话，影响他们学习。中国人就联名给系里写信，说你系里的条件太差，我们无法学习。他们的条件算是差一点的。
剑桥大学我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最喜欢的一样事情是，我觉得它特别朴素，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它最牛的一个学院是三一学院，剑桥得过诺贝尔奖的有80多位，这个学院得的最多。三一学院是最牛的，但它有一个门，是一个非常破旧的木门，大木头很厚，漆什么的都掉了。我想在国内怎么着还不弄得光闪闪的。还有那的很多学院的内墙就是我们用的那种外墙砖，就像是农村修房子的砖那样。大学很多的教授也都衣着方面特别的朴素，有的教授用的包很旧很旧，我有时候想国内肯定没有人拎这个包，我们注重表面上的东西比他们多一些。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另外他们特别重视荣誉，他们的奖学金经常不是很多，恨不得就500英镑，但要搞一个特别隆重的颁奖仪式，所长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来颁奖。其实重要的就是鼓励你拿到奖学金，这个数额只是一方面。据说，我没有看见，我在那里只待了半年，每一年到了6月份毕业典礼的时候，通过毕业的学生，剑桥大学的执行校长会穿着大袍子，带着所有的通过的学生在剑桥里走一大圈，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荣誉的事情会铺张一些，但是用的东西特别的俭朴。剑桥的31个学院，有很多的学院有教堂，教堂里有歌剧演出。一次在Robinson学院的教堂演舒伯特《冬之旅》的歌剧，钢琴边上放着一杯白水，
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演，另一个人伴奏，也没有横幅说欢迎谁谁。这种文艺活动很多，我在那里观看演出大概是国内好几年之和，国内一个是比较贵，另一个是太远，我住望京，不愿花好几个小时赶到演出地点。另一次是在最好的一个博物馆里有演出，一个意大利很年轻的人是弹鲁特琴的，还有英国很也名的拉小提琴的，他们灌了很多的CD，在很多的地方演出过，应该是小名人。他们一人一把凳子就在那里演出，我觉得在国内怎么着也得摆点花什么的。这是我最印象深刻的，特别朴素。
我觉得还有印象深刻的，学者之间的合作也是我没有想过的。我去剑桥的植物系的实验室，我是文科生没有看过实验室，这也属于看西洋景的一部分。我认识一个南京大学中国籍的老师，一起去看看。她介绍那个实验室先进不先进，说实际上还没有南京大学的先进，是一个很老的实验室，但是教授还是很有名的。她介绍的那些事情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她说那个教授是研究植物的光学作用，他和美国的另外一个人（大概是三个人）是该领域最厉害的三个人。一次美国那个教授研究中碰到了什么问题，剑桥的这个教授就派自己的一个博士生到美国的实验室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去了。我说他们不是竞争的关系吗？她说他们愿意合作，这个问题（植物的光和作用）他们都想搞明白。文科方面，我是做贸易和劳工保护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做贸易和人权保护，我们之间有一些交流。有一次她的论文做完了，要走了。开始她说把她论文中关于劳工的部分给我看一看，后来因为有好几页，她说算了我整个论文发给你吧。这是她研究了七八个月没有发表的东西，我觉得她很信任我，当然我自己也绝没有剽窃人家成果的企图。这些都是让我很惊讶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听说学者之间会有很多的壁垒，怕别人超过你怎么样。跟我一起去的西南政法的老师，他走之前买了一些资料，他说国内一些人研究出什么东西就是有资料，但有资料也不会给你，用这种办法取得一些研究优势。在那边，这个方面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壁垒，好了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p#分页标题#e#
石伟：大家有15分钟的提问问题。我先提一个问题，刚才您在讲座中涉及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研究相对浮躁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浮躁的问题不是一所大学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体的倾向，但是我想知道，作为您个人，一直在做研究，您个人的角度，在这样浮躁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安安静静的做研究？
边永民：我觉得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安静的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因为有很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总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最低的约束。比如出书发表论文要认真一些。这里有我自己的学生，我很少找学生帮我写一些东西，拼一下就出一本书。我不是说研究过程中不能请学生帮助，我也请学生帮助过，但是你要对自己的成果负责任，如果你自己是很认真的，就会不一样，希望每个人能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当然也更希望国家能有科学的评估办法。
提问：边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刚才王军老师说，大法官非常厉害，他取得了美国哈佛、耶鲁的学位，但是还要有英国剑桥的学位，得到这两种学位不一样吗？有什么差别？前两天，我和一个美国老师进行了沟通，他说美国的哈佛这些学校，我们的学生去那里是拿不到最终学位的，剑桥也是这样的吗？
边永民：牛津、剑桥、哈佛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剑桥就是一帮对牛津不满的教授出来，据说他们往牛津的东边走，走到剑桥镇觉得很漂亮，干脆咱们自己弄一个学校，不受他们的气了。实际上剑桥就是从牛津分出来的一部人建立的，哈佛又是比照剑桥的情况建立起来的，它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传承上是一致的，包括学术的习惯是一致的。而且每一年学术交流特别的密切。关于做法官的问题，英美法系很多法律的渊源是互相一致的，实
际上是彼此参考的。这个问题英国的法院是怎么判的，美国法院的法官是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它为了美国的利益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不会在法律上和英国走得特别的远。英国法院的Lawyer也不限于必须是英国人，我还碰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考了英国的律师资格，这个执业过程中会使整个的英美法有互相的影响，然后也会保持大体的一致性。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你做一个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只懂美国的法律，不懂其他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一个遗憾。
最后剑桥学位的问题，这个原则上没有问题，理科包括文科管理专业，我见到许多拿到学位的。法律的实在太少，我知道的那两个都没有念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得到学位，我想会的。那里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教授还曾经和我说，你以后有什么好的学生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叫人家推荐学生读书，不是到你这里参观，最后应该可以拿到学位，但也肯定不是都能拿到学位，淘汰率是比较高的，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没有见识过这种阵势，鲍禄老师说，牛津考试的时候有时救护车会停在考场的外面，考场里晕过去的、被人搀出来的都是经常的事情。有一个台湾人在那里读博士读了六年，答辩没有通过就只能回去了，六年的心血白费了。剑桥的录取率，比如申请伦敦大学是八个人取一个，剑桥可能是四个人取一个，不是说剑桥好申请而是申请的人就少，没有那么多人敢申请，你自己得差不多。 #p#分页标题#e#
提问：边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这两帮人思维模式不同会有法学的教育以及我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会有哪些不同？
边永民：首先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指哪些方面。我理解大陆法系传承的法律特别注重逻辑思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法律总是开篇讲概念、特征、性质，然后往下讲分论的东西，总是要有一个纲。我们也有一些课程实验案例教学，上来就是案子，有的同学案子很会分析，但是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很散，自己穿不起来，不习惯这样。但对案例法国家的学生用案例法教学，一上来就是这种思维，不那么强调总论部分的概念和原则，他们也就习惯了。
我感觉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少发散的或多样的思维，太追求绝对真理。我去审判前南斯拉夫战犯刑事法庭见中国籍刘大群法官的时候，他提到有很多的学生申请那里的实习生的位子，也有中国的学生申请但是申请到的很少。他说面试的时候如果问什么是法律？外国的学生可能给几十个答案，中国的学生就只有一种答案。我们的思维模式有一个坏处，太固定了，太不习惯一个东西有不同的说法了。我作为老师，我自己有感受，要是说在课堂上说，这个问题张三是这么认为的，李四是这么认为的，王二麻子是这么认为的，学生会问你老师你是怎么认为的，他总要追求一个正确的答案，需要被引导。他很少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和老师的看法不一样，其实几个理论不一定总是哪个更好，某些理论一定是在解释某一特定现象的时候是最好的，这个理论解释另外一个现象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学会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为问题寻找不同的解决方式，老是捧着一种标准，就难以创新。我自己这样认为。
石伟：大家没有问题，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对边老师的讲座表示感谢，感谢这么多的同学来参加今天的讲座，今天晚上边老师的讲座那边有速录记录下来了，经过边老师审核之后我们会放在网上，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