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奋斗在国际经济法教学、科研、实践前沿的沈四宝教授，自197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他已在高教战线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而今的他虽已年过六十，但看起来并不老，这不仅仅是面相，还有状态。
　　他平日的生活可归结为一个字，忙。
　　“我们这个采访最多只能有1个小时，我10点还有重要会议。”刚一落座，沈四宝就匆匆地说。
　　说起年龄与状态的差异，沈四宝笑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都要归结于我心态好，心态好，身体和精神状态才会好”。
　　律所的工作人员都称他为“沈老师”，而这个称呼也是他最喜欢的。如今，卸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他，仍然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并被推举为教授委员会主任，同时应上海大学校领导的邀请，在上海大学法学院担任非全日制实职院长一职，并且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他同时还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新加坡、香港等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职务。
　　“在这么多角色中，教师是做得最成功的，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是我的骄傲。”沈四宝说。
　　当然，除了这些社会角色，他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小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了美国念书，回来时儿子都不知道他是谁，这着实让他很内疚。不过，“我还是尽力做称职的父亲”。
　　如今，两个儿子都是法律圈人士，并且都已成婚，在小儿子的婚礼上，他说，“希望你们做精神上的富二代”。
　　“这个说法是否有些创新？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沈四宝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学法律实属巧合
　　1965年，沈四宝19岁。填高考志愿时，他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那时的他想做医生，但无奈视力不好，只得放弃。
　　不过，当时他看过几部前苏联间谍电影，对电影里反间谍人员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在看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有一门课叫“刑事侦查”后，“感觉这个跟反间谍工作有点关系”，于是就报考了北大法律系。
　　不得不说是阴错阳差。
　　“但我大学成绩特别好，曾被选为体育委员和班长，在当时算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就入党了。”谈及40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沈四宝很兴奋，“那时候法律系属于绝密系，不是谁都能入党的，必须根红苗正才行”。
　　1970年，沈四宝本科毕业。他被分配到北大仪器厂做铸工。
　　“在城里，那是最脏、最累、最让人瞧不起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把大块的铁用24磅榔头砸成小块，然后放到高炉里熔化，再放到模子上做成相应的形状。”沈四宝回忆说，当时每天回去洗澡时打好几遍肥皂都不起泡沫，每次拆洗被子，棉絮都是黑的。
　　但这样的经历也并没有让他对生活失去信心，“我一直相信生活不可能总是这样，而且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想很多”。
　　好在生活也并没有辜负他。很快，沈四宝就开始参与法律系的重建(1970年法律系被取消)，并担任1974级和1975级学生的班主任。
　　他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跟法律相关的轨道上。

 
　　 30岁开始学英文
　　1975年前后，北京市委发了文件，要求全市公民学习英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沈四宝告诉记者，那时很多人都对学英语有思想顾虑，毕竟这是跟资本主义相关的东西，但他当时就认识到学英语对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开始自学，“坚持学下来的是极少数，而我是其中一个”。
　　沈四宝回忆，那时他跟王选教授住邻居，王选教授也鼓励他学外语，并在提高听力和口语水平方面给予了他很大帮助。
　　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学英语的主要途径就是听广播。“我白天还要在法律系工作，于是就买了一个录音机，把广播录下来，回家再反复听”。
　　但即便如此，在第一次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时，沈四宝还是因为英文成绩差几分而名落孙山。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沈四宝说。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读英文，“课本我都要背烂了”。
　　当时，沈四宝已经有了孩子，傍晚，在其他人吃完饭去遛弯儿的间隙，他还跑到北大四院的教研室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9年第二次考研时，他的英文成绩是84.5分，“已经相当高了，这个成绩在当时可以免修英文，不过我念书期间还是坚持上英语课”。说到这儿，沈四宝笑了。
　　也正是英文优势，帮助他在1981年将《美国标准公司法》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述》一书，填补了我国公司法教学和研究领域内的空白，并打下了向国际经济法进军的坚实基础。
　　如今，英语对于沈四宝来说，是种可以熟练应用的语言。采访时，他邀请一个美国法学院学生旁听，“锻炼一下中文”，为避免美国实习生听不懂，他还不时用英文解释跟记者聊天的内容。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
　　1981年9月，沈四宝在其导师芮沐的帮助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两年。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留在北大，前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任教。
　　“如果说北大是我个人发生最大变化的地方，那么对外经贸大学就是给我机会发挥才华的重要平台。”沈四宝说。
　　沈四宝把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到的教育理念带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培养三会人才的教学思路，为达此目的又和同事们提倡并实践双语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并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持续实践了二十多年。
　　沈四宝认为，法律的真谛是实践，而实践的基础是知识和理论，这不仅体现在法律缘于实践，而且体现在法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最准确的理解，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挥法律的效用。他同时认为，法律的真谛是实践，但并不是忽略理论和书本知识的作用，恰恰相反，知识是从事实践的基础，理论是进行实践的指导。因此他的个人作品集被定名为《法律的真谛是实践》。
　　在沈四宝看来，理论是为解决实践问题服务的，纸上谈兵没有意义。沈四宝在长期的教学中感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尤其要注意实践的能力，其中“三会”：能熟练运用外语、懂得并能操作国际经贸业务、精通法律专业知识，这三点是提高实践能力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只知国内、不知国外，要为学生打开两扇窗，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空气对流’，屋子里只有一扇窗会令人发闷。”沈四宝说，他自己在当教授的同时，也做律师、仲裁员，力图在课堂上用实例给学生上课。
　　当前就业问题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沈四宝告诉记者，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了北京，并且大部分人做了律师，“我们的就业状况比较乐观，今年的就业率是100%”。
　　在沈四宝的带动下，外经贸法学院的国际法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学院也被教育部批准设立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谈起这些，沈四宝非常自豪。
　　2009年，做了12年院长的沈四宝辞去院长一职，“希望给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机会”，同时他被上海大学法学院聘为院长，“这是我回报家乡的机会”。

 
　　创造积累精神财富
　　采访中沈四宝给记者的印象是：自信、努力、乐观。
　　打网球是沈四宝的一大爱好，他还被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网球协会会长。
　　沈四宝在各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当年学英文的努力劲儿就能看出来。
　　他也很乐观，即使是幼年丧父，北大毕业后做铸工、考研失利，也并不妨碍他好好生活，“因为我深知成功是从失败中来的”。
　　“我觉得，这些人生经验都应该告诉后辈。而我接下来更主要的工作也将是———创造并积累精神财富。”沈四宝说。
　　所以，在小儿子的婚礼上，他希望儿子、儿媳“着力把自己打造成知识上的富二代，道德上的富二代，着力去传播人类的精神文明和为人类创造点滴精神财富，从而成为精神上的富二代”。
　　沈四宝觉得，物质不要太过追求，不要认为生活复杂了才是幸福，“要知道，简单的幸福也是幸福，而且往往更幸福”。
　　正因为如此，他心态很好，所以他即使是在文革期间完全脱离法律去干体力劳动，也能找到简单生活的幸福，“太累了倒在床上就睡，什么都不用想”。
　　沈四宝说自己一向不喜欢复杂，上课也是如此。“我喜欢用比喻，把法律的很多概念形象化、简单化。就像刚才解释双语教育意义时，用窗户的数量作比一样”。
　　在小儿子的婚礼上，沈四宝还希望儿子、儿媳“做有进有出的人，有进有出的家庭”，在他看来社会上存在三种人，第一种是“不出不进”，也就是孤立主义者；第二种是“只进不出”，也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贪婪者；第三种是“有进有出”的人，“出”是乐于帮助他人，“进”是寻求别人帮助。
　　“社会因分工而有联系，要融入社会，广交朋友，就要做有进有出的人，有进有出的家庭，不要封闭自己。”他这样告诉儿子。
　　这让记者想起在采访之前跟他的一位学生的对话：沈四宝给某届学生上的第一堂课的主题是“how to be a lawyer”，他在课上说，做好的律师，最重要的是“sociable”。
　　他在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的确很好地实践了“sociable”的要求，那诸多成功的角色即是证明。

        该专访刊登于2010年7月15日法制日报周末版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