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0r绿灯：人肉搜索的台湾实践

　　4月27日，台湾地区“立法院”三读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条款，无疑是对人肉搜索合法性的确认。根据该法第十九、二十条规定，如果出于公益目的，个人可以自由搜集或利用他人的个人信息。不仅如此，如果相关信息已经由当事人自行公开，或者已由其他合法渠道公开，又或可以通过“一般可得之来源”获取，个人也可自由搜集并利用。两岸媒体的解读普遍认为，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为人肉搜索放行。

　　近年来，台湾网民对人肉搜索可谓情有独钟。受到国民党“立委”邱毅等“爆料达人”的启发，众多草根网民纷纷拿起鼠标、相机和电话，在论坛、博客、微博等空间自由穿梭，针砭时弊、揭露丑恶，大有“人人皆警察，处处有耳目”之势。人肉搜索之典型案例，则以台大博士虐猫案、新竹少女破坏公物案、三岁幼童抽烟喝酒案等为代表。每一宗搜索案例，不仅是大众网民的匿名狂欢，更是一次公民的文明洗礼。平日里为生计奔波的碌碌众生，在偷闲享受网络冲浪之愉悦的同时，亦利用自身之资讯或技术，或横眉冷对义正词严，或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于虚拟世界之中万众一心，围追堵截作奸犯科者。而且每有斩获，平面媒体总会齐头跟进，在进一步放大对被搜索者的惩罚的同时，往往也把网民塑造为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无名英雄。于是乎，在区区鼠标与键盘之间，窃喜与狂欢、偷窥感与成就感，如此复杂的情绪奇妙地糅合在一起，于网民平庸而忙碌的日子中激起无限精彩。

　　但是世人皆知，胸怀利器者，杀心必起。一旦网民——尤其是匿名者——掌握惩恶除奸的武器，轻率的误伤乃至恶意的报复也就成为可能。台湾最近几年的人肉搜索，虽然大多针对丑恶者，但是亦有不少无辜公民深受其害。其中之典型，又以诸多热恋男女为代表，因为情不自禁的亲热表现，一夜间就可能成为网络搜索的火爆主题，除不雅照片之外，甚至连姓名、住址、学校、电话等一应私人信息都公之于众。最为极端的案例，则是所谓的台湾“犀利姐”，当事女性因为母亲去世而举止古怪，有好事者却称其酷似艳星舒淇，引得无数青年学生终日跟踪拍摄，并批量上传网络，最终导致社会一片谴责。

　　正是考虑到个人隐私在人肉搜索下的极度脆弱性，台湾“立法院”其实一度考虑予以打压。就在今年2月份，“立法院”二读通过的《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就规定，如果未经当事人允许披露个人信息，不仅可能承担500至两亿元的民事赔偿，还可能被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处20万元以下罚金。如果借以牟利，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并处100万元以下罚金。

　　但是“立法院”显然没有料到，二读草案对人肉搜索的强硬态度，居然引来全社会几乎一边倒的骂声。多数媒体认为，人肉搜索虽有过火的先例，但是总体以正面为主。政府以严刑峻法对待民众的偷窥心理和英雄意识，先不说是否会导致因噎废食，阻塞网络言论对丑闻现象的监督，至少也是“拿大炮打小鸟”，徒增民众纷扰。换句话说，相比人肉搜索的些许瑕疵，其对社会公益和个体情绪的促进与调节，显然更值得肯定和维护。正是在此民意背景下，“立法院”三读通过最终立法版本，为人肉搜索打开了绿灯。

　　鱼龙混杂：大陆地区人肉搜索

　　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人肉搜索，显然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姑且不论个别一无是处的个案（比如“人肉”“很黄很暴力”的初中女生），即便是一些动机善良的“人肉”案例，结果也往往非常过火。比如对于“负心汉”王菲、“虐猫女”王珏、“铜须门”郑星的“人肉”，无一例外地造成当事人生活、学习或工作完全崩溃；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事人的人生也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其实严格说来，仅就法律而言，三个当事人的行为都算不上违法。正是因此，当王菲将泄露隐私者告上法庭后，不管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都对其基本诉求予以支持。但是问题在于，多数网民根本不在乎合法与否，而一味以道德为武器对当事人大肆挞伐。以王菲为例，因为一开始就被打上“负心汉”的烙印，最终落得众叛亲离、人人喊打；其实际惩罚效果，可能远胜于数年有期徒刑。不过如此“一棒子打死”的道德审判是否算得上公平，可能还值得讨论。

　　或许正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与台湾“立法院”类似，大陆立法机构也试图约束人肉搜索。比如今年两会上，曾有代表提案修改《刑法》，将侵害他人隐私的人肉搜索行为入罪；但最终因为争议太大，提案者未能如愿。但是在省市一级，已经先后有宁夏、江苏、浙江等地自行启动地方立法程序，对人肉搜索说“不”。比如《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就规定，擅自在网上公开他人信息资料者，最多可处罚款5000元。

　　然而立法的迅猛推动，并不意味着社会各界对于人肉搜索的认识趋于一致。实际上，上述各地否定人肉搜索的举动，无一例外都引发坊间学界的诸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反对意见，便是禁止人肉搜索对民间反腐的抑制作用。因为与台湾地区不同的是，大陆人肉搜索大放异彩的领域，除了第三者、婚外情、虐猫虐狗等永恒主题外，更多的是针对政府阴暗面和官员腐败。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一是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二是深圳“怪叔叔”林嘉祥。前者因为一张会议照片，被网友曝出名烟名表，继而“人肉”出豪车豪宅，最终因司法介入而锒铛入狱。后者因酒后乱性，在饭店纠缠天真幼女，进而口出狂言，最终不仅名声扫地，还被免去一切职务。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众多网友齐心协力地网络围剿，不论是周久耕还是林嘉祥，今天可能都还高坐官位，继续鱼肉之事。然而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周久耕和林嘉祥之所以被“人肉”，很大程度上仅仅因为运气太差，阴差阳错刺激了网友的眼球。对于这一点的最好佐证，当属广西“日记门”中的烟草局长韩峰，以及温州和新余两地的公款出国旅游团。前者的落马，缘于其私人日记被无端上网。后者的曝光，则是因为地铁里偶尔遗落的一个文件袋。如此这般的偶然和巧合，虽然足以让网民窃喜数天，并暗自庆幸扳倒几个贪官，但与此同时，又不免让世人在冷静后感到背脊发凉：谁能保证，这些不是冰山一角？

　　倒“脏水”，还是要“孩子”？

　　因为周久耕等人的先例，当政府祭起保护隐私的大旗，意图严控人肉搜索的时候，就不得不首先回答一个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在体制内反腐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如果对初展拳脚的网络反腐蓄意打压，政府将何以面对汹涌之民意？毕竟，相比个人——尤其是贪官污吏——的隐私权而言，政府廉洁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在法治成熟国家，公职人员往往被视为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相比，其隐私权受到相当限制，比如必须公开财产和家人就业情况。而在当下中国的法律体系内，公众人物的概念尚未得到承认，甚至还有诸多地方长官动辄以诽谤为由追捕批评者。面对如此恶劣的舆论监督环境，如果再对在夹缝中求生的人肉搜索严加打压，政府公信力可能将进一步丧失。而这一政治代价，可能并非每一级政府都敢于承担。

　　不仅如此，正因为周久耕、林嘉祥等人的前车之鉴，任何提议、推动打压人肉搜索的官员，其动机都可能遭到民众的习惯性质疑。以浙江省为例，当媒体报道人大讨论相关立法时，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不少网民直指人大代表是“兔死狐悲”，因为本身亦不干净，所以假公济私，利用手中权力打压网络监督，以免自身重蹈周久耕等人的覆辙。个别网民甚至发出“网络通缉令”，呼吁“人肉”有关人大代表。平心而论，这种质疑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而这样一种不信任，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立法进程。

　　最后，可能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于立法与执法的衔接。抛开网络反腐不论，仅就针对普通人的人肉搜索而言，在立法上予以禁止似乎不难，但要在实务中得到执行，可能还面临诸多制约。比如证据问题，因为网络实名制尚未实现，要让受害人自行查出匿名的发帖者，完全不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动辄求助网警的技术支援，不仅有点小题大做，而且也如台湾媒体所言，是“拿大炮打小鸟”。又如法不责众的问题，因为人肉搜索往往涉及成千上万的网民，如何确定被告和赔偿，将是每一场诉讼的艰难课题。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即便从立法上禁止人肉搜索，估计也很难取得实效；而最后真正受损者，无非是国家的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的人肉搜索问题，远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或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心理问题，而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人肉搜索的成功先例，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舆论监督、民间反腐糅合在一起。人肉搜索既是网民狂欢的大道，也是公民参政的曲径，好似一盆脏水中的孩子，不能轻言倒掉。至于如何将这盆脏水换成清流，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则无疑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耐心。


【作者简介】
兰荣杰，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S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