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参加一次同学聚会。席间，在校任教的同学免不了会谈起谁又出了新著，谁又在核心期刊发了文章。有同学问我，你们法官平日会读法学期刊上的文章吗？我答，工作忙，最多读些名家新作。同学感叹，如果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也像美国一样，可以引用法学期刊上的观点，或许就能带动法官对学术进展的关注了。对这一说法，我却持怀疑态度，因为法学期刊对美国法官的影响力，其实也是逐年走低的。

在美国，法学期刊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法律评论，由学生自行编辑、管理，如1887年创刊的《哈佛法律评论》；一类为专家法律刊物，由教授、法官或律师主办，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研究杂志》。可别小看了学生刊物，历年学术引用率最高的法学期刊，绝大部分是各类法律评论。对学者来说，除了被同行关注，发在法律评论上的文章如果能被联邦法院法官，甚至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引用，绝对是件值得自豪的事。

早期，大法官也的确很给学者面子。从1981到1983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551个判决中，引用法律评论文章多达760次，可见大法官与学者的“亲密”程度。之所以如此，法律评论上的文章质量较高是一个因素，此外，许多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在校时都做过法律评论编辑，他们协助起草判决意见时，当然乐意参考或引用“老东家”上的文章。

但是，最近几十年，联邦法官对法律评论的态度却明显转淡。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970年代，联邦法院的判决意见至少引用过4410次《哈佛法学评论》上的文章。而在1990年代，引用数量已经跌落到1956次。最近10年就更少了：937次。其它核心法律评论的遭遇，也与之相似。必须指出的是，30多年来，联邦法院的案件数量可是一直处于激增状态的，可见，法官对法学期刊的态度确实逐渐疏离。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丹尼斯·G. 雅各布斯干脆这么“评论”法律评论，我们“没人谈论它们，也没人依靠它们。”

法官为什么疏远法学期刊？最近，美国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师生就此话题，专门对部分联邦法官进行了访谈。许多法官指出，当代法律评论上的文章，选题越来越侧重于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类的文章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关注成文法的解释或具体判例。许多学者的语言也越来越晦涩难懂，还喜欢生造一些冷僻术语，仿佛不这么做，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水平。也难怪罗伯特·D. 萨克法官在访谈中说，法官现在引用学术文章，就像“醉汉喜欢路灯柱”，更多是为寻找论据，而非深入阐述，因为学术文章根本无法对法官提供智识上的帮助。这位法官认为：“学者们要想改变世界，怎么着也得先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吧。”

事实上，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也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他在新著《法官如何思考》中提到，现在的学者多少有点儿“势利眼”，只关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观点，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审判实践却不大上心，令下级法院法官们颇为不爽。不像半个多世纪之前，学者们更多是与本杰明?卡多佐、勒尼德?汉德等下级法院法官紧密合作，研究的也主要是初审法院、上诉法院面临的实际问题。学者不关注下级法院法官，后者自然对学者的研究也不待见。在法官心目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同事赞同本人的观点，从而使自己成为多数方，或者说，令判决得到上级法院法官的肯定，他们才不在乎学者们怎么评判某一判决呢，更何况，许多批评本身也并不在点子上。

法官疏离学术期刊的现状，在中国是否存在呢？早些年，法官们想读法学期刊，还得到大学资料室或图书馆借阅，随着法院硬件建设这些年的发展，许多法院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图书馆，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拥有两个图书馆，还购买了Lexis 与Westlaw数据库，算是与国际接了轨。但是，据我了解，常读法学期刊上学术文章的法官，数量确实不多。

导致这一现象的成因，部分是与美国类似的，如法学期刊上许多文章文风太过晦涩，大词太多，过多注重形而上的讨论，与审判实践关系不大。但更大的问题，其实有中国的本土特色，比如，低水平的重复太多，方法论上没有新意。某个话题一旦成为热点，各种观点顿时蜂拥而上，但无非是“问题——分析——对策”式的粗浅论证，许多文章的水平，还不如法院内部的调研报告。前段时间，我们想做一项研究，曾从期刊网上下载过近百篇同一主题的文章，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篇文章能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

除了做研究，许多法官检索学术期刊，是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讲，不少文章在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时的论证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充斥着“因为德国法院这么判，日本学者这么认为，所以我们应当这么判”之类的思维定势。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形成固定的分析模式，甚至令逻辑、结论都脱离中国语境，显然会令嵌入“中国问题”的法官们产生反感。

学术期刊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与高校现行的学术评估机制，及司法机关、学者间的互动关系都是有关联的。冯象先生曾在给《北大法律评论》编辑们的一封信中说过，学刊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者、团结同道、增进学术”，还有一个就是“反抗现行评级体制，捍卫学术尊严”。对此论断，笔者十分赞同，如果学术期刊要靠收取“版面费”维持生存，学术完全成了量化评估，那法学研究将永远走不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另一方面，学术不是阳春白雪，审判也非下里巴人，法官与学者，都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确实有必要通过各种交流与合作，真正形成良性互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司法事务更公开，判例公布更及时，学者获取资讯、了解实践的渠道更广阔，相信也会有更多令广大法官受益的学术产品出现在法学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