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4条

 摘要：在国际货物买卖实践中，当买方违约，卖方解除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的情事时有发生。《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解决“自动解除合同”（automatic avoidance）制度下合同解除后合同效力状态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设立了“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 the contract avoided) 的制度。然而，该制度尚不能完全解决合同无效的宣告是否满足合同解除条件的问题，实践中，错误宣告合同无效、非法解除合同现象仍然存在。据此，本文从学理研究和判解研究着手，研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宣告合同无效制度的价值所在，探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4条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阐释卖方宣告合同无效与买方违约补救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廓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宣告合同无效”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运用规则，以表一管之见。
　　关键词：宣告合同无效  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  违约补救
　　
　　一、宣告合同无效概述
　　（一）宣告合同无效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以下称《公约》）缩小了1964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ULIS）第61条和第62条的规则范畴，在公约的救济方法中不采用《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规定的“自动解除合同”（automatic avoidance）或“根据事实本身解除合同”（ipso feto avoidance）制度，因为它会导致有关合同是否仍然有效或根据事实是否已经解除的不确定性。[1]《公约》因此设置“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 the contract avoided）制度，以列举的形式明确“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及后果：（1）“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为前提（第26条）；（2）“宣告合同无效”是《公约》赋予买方或卖方单方行使的权利（第49条，第64条）；（3）“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仅限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或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时行使（第49条，第64条）；（4）“宣告合同无效”将解除双方当事人在合同项下的义务（第81条）。如果卖方或买方构成条款所列明的违约，买方或卖方便得以宣告合同无效；而如果买方或卖方没有因此肯定地宣告合同无效，合同将仍然有效，从而避免了合同效力状态的不确定性。
　　（二）宣告合同无效与解除合同的学理分析
　　《公约》赋予合同当事人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于自主权利，合同无需象法国法那样，必须经法院批准而解除，法院在考虑违约的严重程度和被告的过错程度后作出决定[2]，而是在满足《公约》规定的条件下，经当事人宣告无效而解除。实践中，国内学人常常将此权利与合同解除相混淆。事实上，两者确实有着共同之处，如：各自权利的行使都将解除双方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各自权利的行使都产生溯及既往的效果。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立法对两者的适用与解释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理顺宣告合同无效与解除合同之间的关系显属重要。
　　1、权利形成的条件
　　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如《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2－106节规定的定义中“cancellation”（合同解除）的概念即与《公约》“avoidance”（合同无效）的含义相似[3]。而Black’s Law Dictionary又将“cancellation”解释为“An annulment or termination of a promise or an obligation”[4]，故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常常互用，各主要国家解除合同权利的形成条件也有所不同：《德国民法典》第325条规定：“在一部分不能给付而契约的一部分给付对他方无利益时，他方得以全部债务的不履行，按本法第80条第2款规定的比例，请求赔偿损害或解除全部契约。”该法第326条还规定：“因迟延致契约的履行于对方无利益时，对方不需指定期限即享有第1款规定的权利。”因此，解除合同权利的形成取决于违约的后果，即违约后合同的履行于对方无利益。在英国的违约救济制度沿革过程中，从违反担保条款（warranties）和违反条件条款(conditions)到违反中间条款(intermediate terms)的救济，决定根本违约的因素从违反条款的性质向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转换；美国法有关违约救济的制度则采用了重大违约 (material breach)和轻微违约（minor breach）救济，认为违反合同的条件条款将构成重大违约，合同因此得以解除。[5 ]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合同无效是指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条件，合同不发生履行效力和法律约束力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一般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都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而合同解除的原因既可由法律规定，也可由当事人约定。《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4条则规定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即：（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显然，第94条（2）的规定与《公约》第72条有关预期根本违约的救济规定[6]相同，第94条（3）（4）两项解除合同的条件与《公约》规定的“合同一方根本违约或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的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也基本相同。但是，第94条（4）有关根本违约的规定注重的是以违约结果的严重程度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即得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而未能采用《公约》第25条有关根本违约的限定，即：以可预见条件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7]其解除合同的条件明显比《公约》规定的条件宽松。
　　2、权利的行使与限制
　　鉴于他国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常常互用，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主体一般都是当事人的某一方，《公约》宣告合同无效和大多数英美国家立法有关解除合同的权利行使均要求当事人一方行使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权利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为前提。但是，只要法律规定的或双方约定的条件得以成就，一方当事人即有权宣告合同无效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而无须征得相对方的同意或与相对方协商。而中国有关解除合同的权利行使规定虽与《公约》及他国的做法无异，但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规定却在权利主体和行使条件上有根本不同，如：无效合同主要指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及道德的合同，故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属于国家司法机构，宣告合同无效属于国家行为。[8]
　　3、法律后果
　　关于宣告合同无效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居于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各国际国内立法不尽相同。第一，《德国民法典》第325条和第326条以及《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均规定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得并行请求损害赔偿；而《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11条和第2－712条则规定若卖方不交货，买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买方解除合同不妨碍其行使其他救济方法的权利。中国与《公约》一样在这方面采纳了美国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救济原则，即解除合同不影响损害赔偿请求的原则。第二，有关宣告合同无效和解除合同的溯及既往问题，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的规定分歧较大。德国法和法国法的解除合同均具有溯及既往地消灭合同之效力，即：解除合同具有双重效力，包括（1）免除双方当事人合同项下尚需履行的义务；（2）使双方当事人互负返还已经受领的给付的义务。而英国普通法中的解除合同并不具备溯及既往之效力，合同解除的效力只指向将来，即解除合同项下尚未履行的义务。《美国统一商法典》解除合同溯及既往的可能性也很有限，返还受领的请求只有在错误受领或卖方保留货物所有权时方被认可。《公约》第81条[9]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和中国《合同法》第97条[10]有关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却都具有既指向将来、又溯及既往的双重效力，从而较好地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制裁违约方。第三，中国法中合同无效虽是自始无效，不同于合同成立后的合同解除，但一旦宣告合同无效，其同样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于已经履行的，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
　　4、小结
　　从以上权利的产生、行使及其后果的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结论：
    （1）《公约》规定的宣告合同无效是违约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定解除合同的前提。
　　（2）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为前提，因此排除了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不确定性。
　　（3）只有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成就，当事人一方才得以真正宣告合同无效。如：根本违约的违约后果、违约后果的预见性以及合同宽限期的效用，避免了解除合同权利的滥用。
　　（4）从权利的产生、行使上看，《公约》规定的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与中国法的合同无效有着根本的区别：a. 前者是因违约而产生，后者是因违法而产生；b. 前者的权利由当事人依法行使，后者的权利则由国家司法机构依法行使；前者合同有效成立后因法定解除合同条件成就依法宣告合同无效而解除，合同权利义务因此终止，后者合同因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及道德自始无效。

　　二、卖方宣告合同无效后合同的效力问题
　　根据《公约》第64条的规定，卖方得以宣告合同无效的依据有二：一是买方根本违约（《公约》第64条第1款a项）；二是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63条第1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货物（《公约》第64条第1款b项）。而卖方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依《公约》第26条的规定同样必须以向买方发出通知为前提，因此使买方（违约方）及时知道合同所处状态，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并避免卖方（守约方）利用买方根本违约的机会取得不公平的利益。然而，实践中卖方依法宣告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引致合同解除。事实上，卖方基于买方根本违约宣告合同无效常常隐含着一种风险，即：一旦赖以宣告合同无效、解除合同的违约情事不被认定为根本违约，则卖方将得承担由于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引起的损失。同时，根据《公约》第64条的规定，卖方在适当合理的时间内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是极其重要的。卖方在（1）买方已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2）卖方不在给买方的宽限期届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或者不在买方明确宣布他不履行义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都将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显然，能否正确行使宣告合同的权利、能否准确把握解除合同的条件都将极大地影响合同的效力状态。
　　（一）关于根本违约（《公约》第64条第1款a项）
　　1、拒绝开立信用证
　　在《公约》第64条规定的条件下，卖方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就是买方根本违约，而常见的买方根本违约事由即是拒开信用证或迟延开立信用证。但是，卖方是否遇有买方拒开信用证或迟延开立信用证情事就可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及采取转卖货物等减少损失的措施呢？以下是澳大利亚昆士兰最高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11]：
　　澳大利亚公司Downs Investment（卖方）和马来西亚公司Perwaja Steel（买方）签订了一份从澳大利亚购买废钢并将该批货物运至马来西亚的合同。合同约定，买方应在运货之前开立一份受益人为卖方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在提供信用证的截止日期前不久，买方公司的结构和管理层发生了变动。在新的管理结构下，买方在开立信用证之前必须征得执行委员会的许可。由于执行委员会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任何指示，买方没有应卖方要求提供信用证。收到买方的信件后，卖方答复说接受买方拒绝履行其合同义务的行为，并解除了合同。
　　法院依法适用《1986年货物销售法案》，并依该法案规定适用《公约》。根据《公约》第64条的规定，法院裁定，如果买方不履行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法院还根据《公约》第25条的规定，认为拒绝及时开立信用证就是《公约》第25条和第64条第1款a项意义上的根本违约。同时，法院还适用了《公约》第72条，认为如果在合同履行之前，明显看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如果时间许可，卖方须向买方发出合理通知，使买方可以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而买方公司的结构和管理层的改变要求执行委员会核准信用证，执行委员会拒绝了该请求。从法律上讲，这不成其为拒绝提供信用证的理由。
　　从以上案件的审理看出，卖方以买方根本违约为由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除了要满足（1）有损害；（2）损害剥夺了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等2个要件外，还需考虑（3）买方能否预见其违约的损害后果。本案难以确定的要素主要归结到第（3）要件：《公约》第25条虽规定了违约方对违约结果的可预知性（可预见性），但却未明确预知的时间起点。从《公约》制定的本意而言，该问题将留给国内司法者在个案基础上自由裁量和确定[12]。有观点认为：《公约》第25条没规定，即应根据第74条的规定从双方订立合同时起算。而Honnold教授却认为构成根本违约的可预知性应从故意违反合同时起算。[13]因为第74条和第25条各自规定的预知性所针对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限制违约的赔偿范围；后者则是为了将违约行为引起的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认为，如果只认定订约时能预见违约损失的违约为根本违约，而否定订约后可预见违约损失后果的违约为根本违约的话，即上案中买方便可以以订约时无法预见公司结构变故、执行委员会不予审核信用证为由将违约的风险转嫁于卖方，这将是不公允的，且卖方（守约方）几乎无法享有第64条第1款a项的权利。
　　
　　2、拒绝收取货物
　　依约收取货物是买方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最重要的义务之一。然而，因市场行情变更或其他经济利益缘故，买方拒绝收货或延迟收货时有发生。此时卖方能否依法合理地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关乎合同效力状态的确定性以及卖方（守约方）合法权益的保障。以下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审理的Ego Fruits 责任有限公司诉La Verja公司一案[14]即是很好的先例：
　　法国的一家公司向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定购了860，000公升的纯桔汁。合同约定从1996年5月至12月分批发货。为了降低价格，双方当事人商定9月份的交货在8月底进行。交货时买方拒绝收货。但到9月份，买方却又要求交货。由于卖方拒绝交货，买方通过其他渠道以高价买到所需货物，并拒付前几批货物的货款。
　　西班牙卖方就此案向罗芒商事法庭提起诉讼，该法庭下令法国公司支付货款。上诉法院撤销了该裁决。上诉法院就卖方是否有权根据《公约》第64条第1款a项宣告合同无效作出裁定。认为买方拒绝8月底收货并未构成《公约》第25条所述之重大违约行为。买方有权将收货日期提前到8月底仅仅视为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作出的对等让步，不能指望其为了推迟几天收货便构成了自己这一方的重大违约行为。鉴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违约行为，卖方本应再给买方一段时间（宽限期）收货。因此，法官认为应将卖方单方宣告合同无效视为非法终止合同。
　　从以上案件的审理看出，理论上在买方延迟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基本义务时，卖方得以直接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但实际上第64条给予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要比第49条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有限，如果不经过第63条的宽限期程序，卖方对于买方的延迟履行合同、如本案中买方的延迟收货，卖方就必须等待和估算买方延迟收货到何时才构成根本违约，以安全地宣告合同无效。否则，其将得承担错误解除合同的风险。
　　（二）关于额外时间不履行（《公约》第64条第1款b项）与根本违约
　　在《公约》第64条规定的条件下，卖方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另一理由就是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63条第1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货物，或买方声明他将不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义务。实践中卖方在买方未能依约履行合同基本义务时，给买方以继续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往往为其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争取了主动，得以确定解除合同的时间。既为买卖交易的稳定、兑现提供了可贵的机会，又在不得已的时候为自己争取了较好的违约救济。
　　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法院于1992年审理了以下案件[15]：涉案申请人为意大利泡沫板生产线卖方，被申请人为芬兰的买方。因买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支付第三笔定金并开具信用证，卖方请求对方支付因此造成的损失与利息。
　　仲裁庭根据合同中合意适用《公约》的法律适用条款审理本案。仲裁庭根据《公约》第64条第1款b项的规定认可了卖方关于合同无效的宣告。仲裁庭认为，由于买方未能在规定之日开立信用证，因此，买方未履行《公约》第53条和第54条关于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仲裁庭在研究了规定根本违约的第25条后指出，仅凭买方付款上的某种延误其本身并不总能构成根本违约。在本案中，尽管买方显然缺乏资金，但卖方还是等了好几个月才宣告合同无效。仲裁庭把买方违约和卖方宣告合同无效之间的期间看作是卖方根据《公约》第63条规定所确定的“额外时间”。根据《公约》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卖方有权设定一个具体的清楚无误的宽限期，它表明买方在这一期限内履行对卖方至关重要，买方在此期间不履行相当于根本违约，卖方得以宣告合同无效、解除合同[16]，使卖方消除了买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除合同的条件的不确定性。然而，本案仲裁庭却在卖方未明确指定宽限期的情况下，通过对“额外时间”的推定将不能根据第64条第1款a项宣告合同无效的迟延履行转变成可以根据第64条第1款b项宣告合同无效的违约。
　　 (三) 何时宣告合同无效（《公约》第64条第2款）
　　《公约》第64条第2款对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时间进行了限制，规定如果买方已经支付价款或卖方不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卖方将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而根据第64条第2款b项，只要卖方在宽限期届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或者在买方宣布他将不履行义务之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及时宣告合同无效，即使买方事后反悔，决定履行合同、支付货款或收取货物，仍不能改变卖方宣告合同无效、解除合同的效力。反之，如果卖方超出前述合理时间未能宣告合同无效而解除合同，而买方在这一段合理时间已支付了货款或履行了其他实质义务，卖方即无权宣告合同无效。当然，何谓“合理时间”往往有待个案确定。以下奥地利最高法院审理一案[17]似能说明一二。
　　德国卖方（原告）根据几份订单向两奥地利买方（被告）出售珠宝，订单载有一条款规定买方应预付购货款。卖方在三次提醒之后，最后在信中为买方确定了一段额外的付款时间，称限期过后将拒绝接受付款并随后要求损害赔偿或宣告合同无效。买方拒绝预付价款，称当事人已商定交货后付款。卖方的利润受到损失，要求买方支付违约赔偿金。法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26条命令买方支付赔偿金。上诉法院确认这项裁决，但认为应适用《公约》，因为双方当事人没有排除适用《公约》。根据《公约》第63条和第64条的规定，即使只是在诉讼过程中宣告合同无效也被认为是及时的。最高法院确认了上诉法院的裁决，并强调根据第64条宣告合同无效不受任何形式要求或时限的制约，这种宣告对于合同失去效力是毫无疑问的。个人认为，法院之所以认可这种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是因为第64条第1款b项没有明确卖方应在何时宣告合同无效，在买方未能在宽限期履行时，尤其是本案卖方已明确告知买方在宽限期过后将拒绝接受付款并随后要求损害赔偿或宣告合同无效，卖方宣告合同无效、解除合同的权利应自宽限期届满时得以行使，除非之后卖方怠于行使、超过了合理时间。

　　三、卖方宣告合同无效与违约补救
　　（一）买方违约补救制度及其价值
　　如果说合同理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演变为违约补救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对合同社会价值的追求则是违约补救制度的理想目标。《公约》在规定卖方宣告合同无效制度的同时，在第63条设立了买方违约补救制度。按照该条第2款的规定，一旦守约方卖方给予买方履行的宽限期，便不得在这段时间内对买方违约采取任何补救办法，除非卖方收到买方通知称他将不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义务；同时，“当事人不得拒绝他已经邀请的履行”，一旦买方在宽限期内履行了义务，卖方必须接受，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从立法的价值取向看，这一规定无疑具有维持合同（maintain the contract or protect the contract）的作用。违约补救制度的设立旨在挽救因违约行为而濒临解体的合同关系，因此，其具有维持合同、鼓励交易、减少损失等效用。首先，维持合同通过鼓励交易的方式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由于违约补救权的行使，合同关系得以维持、交易得以兑现。其次，维持合同能减少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因为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而解除，如前所述合同解除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原则上双方当事人理应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即当事人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受领的给付的义务。返还已经受领的给付的做法虽然在当事人之间是公平的，但对社会而言却是浪费的：（1）合同的解除意味着当事人先前为履行合同所做的一切努力、负担的一切成本付之东流；（2）双方当事人还必须承担解除合同后所产生的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费用。特别是在国际货物买卖中，货物无论是选择回运还是境外处理，其成本都是极为高昂的。此外，解除合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它交易构成障碍。因为在社会本位的视角下，交易不是单独出现的，且合同是以锁链的形式存在的。破坏一个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经济成本远大于其所能期望的利益。因此，与其以解除合同来实现所谓形式上的公平，不如通过补救的方式来维持合同，以期减少财产的损失和浪费。
　　（二）卖方宣告合同无效与买方违约补救的关系
　　1. 买方违约补救权优于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实践中，可补救性（possibility of cure）是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之一。若买方履行不符存在补救可能，便不构成根本违约，因而卖方无法据此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同时，违约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1）有损害；（2）损害剥夺了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3）买方能否预见其违约的损害后果三要件，有时是难以确定的。故卖方更趋向于给买方以继续履行的宽限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买方违约补救权优于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如前所述，《公约》第25条与第64条第1款a项共同构成了卖方因买方根本违约宣告合同无效的逻辑锁链：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直接理由在于买方根本违约，而其根本原因却是买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卖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从实质上剥夺了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可见，在《公约》第64条第1款a项的条件下，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正当性实质上在于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换句话说，买方根本违约的条件，需依卖方的合同目的事实上能否实现来确定。如果买方的补救能够消除履行的不符，自然不会影响卖方合同目的的实现，也就不存在发生根本违约的可能。简而言之，只要买方履行不符存在补救可能，就不构成其根本违约，卖方即无权宣告合同无效。John O. Honnold教授认为，判断根本违约应考虑各种情形，包括补救是否可行，补救是否可以预见等。UNCITRAL秘书处评论也指出：“应当注意的是，当不符履行能被轻易补救时，违约行为很少是根本性的…”[18]，那么，宣告合同无效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了。
　　2. 给予买方充分的补救机会（opportunity to cure）是卖方安全宣告合同无效的前提
　　在复杂的国际贸易实践中，买方补救权与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显得既艰难又重要。因为履行不符能否补救，根本违约是否成立涉及当事人主观认识和判断的结果，不仅会受买卖双方各自利益驱动的影响，也会因双方自身能力、经验、技术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不同认识和结果。双方在补救性认定上的分歧，势必加剧买方违约补救与卖方宣告合同无效间的冲突。
　　在国际货物买卖司法实践中，面对买卖双方有关合同存废的冲突，法院往往都要求卖方在解约前给予买方充分的补救机会。首先体现为：卖方在未向买方提供充分的补救机会前不宜解除合同[19]（《公约》第63条第1款和第64条第1款b项）。其次，给予买方充分的补救机会还体现为：卖方负有接受买方补救的义务（《公约》第63条第2款）。在卖方给买方以履行宽限期的条件下，只要买方提出了补救请求，且补救请求是可能的，即便客观上最终存在履行不符，卖方也无权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当然，卖方并不丧失因买方履行不符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最后，实践中卖方在买方未能依约履行合同基本义务时，指定宽限期给买方以充分的补救机会的同时也使卖方消除了买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除合同条件的不确定性，在买方拒不补救或无法补救下得以安全宣告合同无效并解除合同。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J51204成果。
[1] CISG秘书处评论：“proposals, reports and other documents”P.41。
[2] 《法国民法典》1184条规定。
[3] Catherine Piche : “Avoidance under the CISG i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an aggrieved party, by notice to the other side, terminates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In fact, it relieves both parties of executory performance obligations.”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Commercial Regulation, 28 N.C.J. Int'l L. & Com. Reg. 519, Spring, 2003. P.3.
[4] 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 7th edition, P.197.
[5] G. H. Traital,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Clarenden Press, Oxford, 1988. P.364
[6] 《公约》第72条规定：“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明显看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7] 如果一个违约人或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不能预见到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便不构成根本违约，且对不能预见的严重后果不负责任。
[8] 王利民、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9] 《公约》第81条第2款规定：“已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10] 《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1] 澳大利亚昆士兰最高法院1996年10680号案。
[12] 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109页。
[13] John O. Honnold, 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P. 213.
[14] 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1999年RG98 02700。
[15] 国际仲裁法院1992年7585案。
[16] 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7页。
[17] 奥地利最高法院2000年1 Ob 292/99v。
[18] See Secretary Comment on CISG Article 48 available
at: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zh/case_law/digests/cisg.html
[19] 目前《公约》对此的规定不具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