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发生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理性人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但是，当众多个体被组合在一起时，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会损害别人的最大化目标，这会导致后者的反向歧视——报复或者程度更甚的抵御，从而损及前者的利益。自由被称之为是有限度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故而，损害别人利益为结果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反之，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以不损害别人利益最大化为条件的。[1] 制度的安排，说到底就是协同众多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成就的。个体之间相互就利益最大化进行谈判与互动，就会在某个时间与空间下，达成一种积极意义上对大家都有利、在消极意义上对大家都无害的制度。一旦情势发生变迁，新一轮的博弈过程便自然出现，新的制度也得以选择了。 

        所以，这种基于平行个体间的选择的制度会达到最优（最具理性并且效率最高）。然而，这与人类历史变迁的事实并不相符。在某个时段内，人类所选择的制度很可能损害小部分人的利益（这往往是常态）、甚至损害大多数的利益。而且，这种选择经常是顺延较优制度而作出的。“制度达尔文主义”的魔咒被打破了。诺思（North）将非理性选择归结为偶然“路径依赖”。[2] 真是这样吗？

二、对强加的制度的选择 

        非理性选择来源于哪里？有人认为，其是信息不充分对称的产物。但是，对较优制度的选择不也是来源于信息不充分对称吗？事实上，制度的选择在信息上是中性的。是此，理性与信息并无倾向性关联。“理性判断虽然依赖于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但理性本身也可以通过选择获得信息的方案来改善自己的条件”。[3] 

        个体通过投票来选择制度，而这种制度一旦形成，便成为公共品。自治公共品可以经由人们的选择而成就，强制公共品必须在公共选择之境况下方成就，所以，一切制度皆源于选择。 

        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一般而言，私人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就是说，一个人的受益是建立在另一个的损失之上。而公共品具有正的或负的外部性，这种相对方之间向外的“罅隙”使得个人凭空受益或受害成为可能。自治公共品便是，人们选择一种对别人受益与否漠不关心，而只关注自己受益的制度安排；强制公共品则是只有经过公共选择才能达成的制度安排。 

        公共选择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4]“循环的大多数”指出，三个以上投票者对三个以上方案投票可能产生循环的结果，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会失效。[5] 简单多数规则可能选择出大多数最不愿意的结果。[6] 布坎南指出，即便是最理想的情况下，多数者也会损害少数者的利益。[7] 由于公共品的外部性使得少数者无法以脚投票，制度强加便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如布坎南指出，即便是在一致同意规则下，外部性仍可能存在：溢出于群体外的外部性，如环境法上代际公平问题。[8] 

        总之，在私人领域里，因不存在外部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而在公共领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前两种理性发生冲突，制度可能强加于个体的意志之上。

三、损害一部分人就会损害全体的人 

        第二部分阐述了人们可能选择自己不意愿选择的制度。但没有说明，这种强加有可能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针对这种现象，奥尔森说，少数人也许比多数人更有力量。[9] 理由是，人数越少，结盟成本相对更低，个人分享的公共品越多，实行集体行动的激励越大。而对多数者来说，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少数者往往得不偿失——“合乎理性的容忍”，就是说，对他们不利的制度是他们自己选择。 

        然而，理性人仍然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制度安排。在公共选择这一市场上，多数者一旦发现制度对自己不利，他们往往选择退出，以规避对自己的损害。而逐渐地让市场中原来的少数者便成为上面力量薄弱的多数者。这样，市场整个选择的供给会少于需求，抬高资源的价格，让所有人受到损害。所以，公共选择的一个错误又会导致另一个错误，市场被政府所取代，市民的自由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一言以弊之，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把不利的制度安排强加于自己。

四、民主的自负：隐性责任的失灵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壁垒被人为地淡化之后，私人领域的选择权会被扩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会形成对峙之态势。所以，当国家的手伸向社会的口袋时，两种理性的界分很容易被跨越。其后果便是，个体间的任何利益均衡被动摇，都会对所有人不利。 

        民主的自负在于公共选择的规则，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源于多数人的选择。个人的选票对制度的形成作用甚微，从而，因个人理性差异而使得每个人从来都扮演指责别人的角色。正是如斯的隐形责任的集合，最终导致制度选择的失败。[10]

五、结语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11] 他的话并非完全到位。民主的优长与自负都在于它的多数者品性，这种收紧口袋的特质是从个人到集体的桥梁，它很容易被累积扭曲，仅仅作为标本。


注释:
[1][3][5][6] 盛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
[2] North, D.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当然，一致同意规则是最为理想的。正是因为其过于理想，决策成本太高，才使得多数决规则广泛被采用。
[7] [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8] [美]詹姆斯•布坎南等：《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9]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td.
[10]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隐性责任的失灵”。
[1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