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恐怕不能不说，GDP总值、经济总量，未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它的人民有尊严地生活的充分前提。经济总量肯定是必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要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另有其他因素在：自由而平和的社会秩序，心态开放而文雅正派的国民，对国际公共事务承担责任的勇气与能力。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近日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GDP超过日本也就是接下来一两年的事情，超过美国仅是时间问题。无独有偶，两个多月前，张维迎教授已经给出了中国经济超美的具体时间。在上海发表一个演讲中他预言，30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超美的意义又何在呢？张维迎教授也给出了一个说法：那个时候，中国人将成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非常自豪的一个民族。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走到各个地方都将受到尊重，那个时候我们会洋溢着非常大的自豪感。相信，这也正是龙永图先生及所有期待着中国的GDP总值超过日本、美国的人士的基本心理诉求。

张维迎教授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到处宣传现代经济学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龙永图先生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财经官员代表。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这两位经济界人士倒不完全是单纯的物质主义者。他们也承认，GDP总值本身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相反，赢得他人尊重，或者从自己的立场上说，自己有尊严地生活，才是个人、族群、国家应当追求的终极目的。不过，这两位先生依然没有走出物质主义的总量谬误，他们把GDP总值当成了赢得尊重、自己有尊严地生活的根本前提条件；从他们的口气看，甚至是必要而充分的唯一条件。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意思，那他们就错了。

举例来说，有很多国家，比如英国、瑞士、北欧各国，他们的经济总量并不是很高，起码不是世界第一，甚至不如中国。但是，他们的国民大多数会觉得自己有尊严地生活着，国家获得尊重，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甚至发挥着相当重要作用。如果说，一个国家惟有当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其人民走到世界各地才能获得尊重，那岂不等于说，全世界除了这一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不被尊重的状态？

仅此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种关于一个族群获得他人尊重的思考，实在存在严重偏差。但其实，很多人与他们共享这同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坚定而普遍。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就犯了一个大错。中国人从一开始了解的就不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而是社会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由此，中国人普遍相信，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地球籍。

过去几十年来，国人在这种信念推动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赶超心态。人们一直在扳着手指头计算，钢铁总量又超过哪个国家了，GDP总值又超过哪个国家了。每超过一个国家，就产生一份自豪感，增加一份安全感。这些年来，人们则在满怀期待地计算着，中国GDP总值何时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人们相信，届时中国人就将成为历史上非常自豪的一个民族。

现在，尽管中国GDP总值尚未成为世界第一，但钢铁产量好像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只是很多人对此相当疑惑：这个世界第一真的带来什么自豪感了么？同样，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但这又能带来多少自豪感？当中国GDP总值超过德国的时候，人们的自豪感、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所得到的尊重，果真同步提高了么？

恐怕不能不说，GDP总值、经济总量，未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它的人民有尊严地生活的充分前提。经济总量肯定是必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要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另有其他因素在：自由而平和的社会秩序，心态开放而文雅正派的国民，对国际公共事务承担责任的勇气与能力。

事实上，这些涉及社会秩序与人们精神状态方面的因素，与经济总量因素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简单地说，经济总量很容易让一个国家赢得外国人的尊重，因为从外面看一个国家，主要看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外国人的这种评价很可能诱导一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推动GDP总值高速增长。而这样急功近利的措施，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调，与人们精神状态的失衡。经济总量虽然增长了，GDP总值尽管连续超过若干国家，但人民未必觉得自己的生活更有尊严、更幸福了。这也正是近年来发生的事实。

孔夫子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家赢得外人尊重、人民享有尊严的决定性因素不是GDP总值及其世界排名，而是财富分配是否公平，政府治理是否公道。治国者和拥有公共舆论话语的人物真正应当关心的是社会的结构，是人的精神状态，而不仅是几个抽象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