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鉴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学士、硕士，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公费留学的机会，到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深造。后转到慕尼黑大学，师承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教授，研究民法及法学方法论，并于1968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比较民法等课程。

王泽鉴先生专攻民法，其民法专长系台湾之权威。其于任教期间曾担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系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长、“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委员等职，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94年起任“司法院”大法官，2003年卸任。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召集人，台湾大学卓越计划委员，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暨马汉宝法学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在校的学子对您仰慕已久，尤其是您的一整套《民法丛书》以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更是成为了我们学习民法的经典著作。那么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成长经历吗？

王泽鉴教授（以下简称“王”）：我受教育是在1960年前后，那个时候台湾的法学还处在不是很发达的阶段，无论从教学模式、教科书的使用还是对外国法的了解，都比较滞后。老师讲课就是用讲义照本宣科，判例也不太重视。当时授课的老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大陆来的，比如我们国家伟大的民法学者梅仲协；另一部分是留日的台湾学者，使我们接受了基本训练。真正改变台湾法律界以及影响我个人的关键点，是在1960年。从那年起，德国开始给台湾设立奖学金，同时台湾的教育部也设立了奖学金。一开始就有十多位同学获得了这些不同项目的奖学金，也就得到了前往德国留学深造的机会，我有幸在其中。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在海德堡大学进行学习，在那里接触到了真正的德国法。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又大都在台湾大学教书，所以就把德国法学带了进来。德国法律教育有几个特色，就是重视实例研究、判例的研究，在研究所开讨论会。这时候我们不但既授德国法，也开始用德国人的研究、教学方法来讨论我们自己的法律。不单是看他的条文，而是注重看德国人怎样教学，怎样研究、操作法律。当时我仅31岁，是台大法律系的系主任，开始把德国实例演习模式课带进大学课堂，这是台湾法律教育的一个新的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这样，新一辈人回来，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风气，并使它成为一个教学的机制。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也在不断地进步中。

记：您觉得目前大陆在立法方面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呢？

王：就大陆整个立法的发展，我可以建议几个问题。我在台湾也曾经担任过若干立法小组的委员，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制定。台湾通常的做法是这样：比如通过讨论分析，发现了十个重要问题，那么就分别请十个对该法律领域有一定研究的人员，每人写一篇研究报告。写清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比较法分析结果如何、实务上操作的情况如何、由此建议出台哪些条文、这些条文对现行法有什么改善意义、将来可能会发生哪些解释适用问题等等。这在立法的准备工作中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大陆在判决研究方面，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充。比如修改现行法中的某个法条，就应当分析一下该条文有多少相关案件、法院的判决如何、为何要修改、修改后的目的、哪些国外判例可以借鉴等等。

接下来，这些分析的结果都要在开会的时候陈述，并且有录音记录。而且在会后要提交书面陈述，在台湾都是如此。我参与的民法、信托法等法律的修改，每一个修正委员会纪录都会公开发表，每位参加者提过哪些意见、如何讨论等都须记录在案。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让这些意见得到更加充分地讨论。在立法提案阶段，假如要采外国的立法例，就必须解释清楚，该条文在外国解释适用时有什么重要的疑难问题，判例学说的变迁遇到了什么困难，并且是如何解决的。如果不能将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单纯从字面意义上说采某国法，那就相当于每个人带一个草案去开会，广泛讨论，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并且对将来本国法律的制定以及发展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记：目前中国法学界正在起草《侵权责任法》，预计明年就要正式出台了，请您谈一谈您对此的看法？

王：侵权责任法要不要单独成编是一个问题，目前的做法是把它独立出来。因为涉及很多细节问题，在此不具体细说。但总的来讲，《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必定会对中国今后的法学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侵权责任法》如此受到重视呢？因为侵权责任法和人权非常有关系，侵权责任制度就是要保障人权。可能在我国大陆的某个特殊时期，人权没有受到足够的保护，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侵权法之于大陆的特别使命就应该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功效了。

再有，大陆的《侵权行为法》？有一个特色，就是第一条中提到的立法目的——“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其中特别强调了制裁和预防不法行为的功能。在此就体现了侵权法的作用，不单单是赔偿损害，还有制裁和预防不法的功能。

当然，每个法律都有预防的功能，但侵权行为法不应该完全以这个为重点。这可能跟大陆本身比较重制裁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学界的主导思想，都是说侵权法的救济当然是要保护被害人。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侵权法的本质是在维护人权，一边是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一边是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两个法益应当作出权衡。合理限界行为人的自由和考量对被害人保护的必要，二者是并存的。并不是说保护被害人为主，而不顾及行为人的自由。很多条文的设计跟它的出发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记：您觉得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于未来我国大陆法制发展的帮助主要侧重于哪方面？

王：中国整个法学领域的发展，从有近代意义上的法学到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法的发展过程。外国法的既授，实际上就是比较法。像梅仲协先生所说的，对照台湾“民法”的法条，几乎十之七八都能找到出处。我们大陆也是如此。比如物权法，如果仔细分析条文，也能发现大多数条文多有比较法的渊源。

比较法最大的功能就是知己知彼，最普遍的作用就是在立法层面上的借鉴。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目前这个阶段，比较法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以其作为本国法解释适用的一种方法进行借鉴。

立法这项工作，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比如侵权法，可以花五年时间讨论，也可以通过一年就把它起草出来。国民政府从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北伐以后，到1929年，就把近代意义的所有的法律制定出来了，如民事、刑事、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等等。而我国大陆的立法，是用自己本身的法学能力、研究成果来制定法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过人家百年的道路，肯定会有很多须妥完善的地方。在集中力量将法律出台后，法律要适用、要解释，真正要做的工作才正式开始。因此中国法学真正的发展，是在立法工作完成之后进行的。

举例来说，《物权法》制定之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制定之后，出现了问题才会解释适用，对判例进行分析，出现法律解释学，物权法学才会繁荣昌盛。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法制背景下，下一个阶段比较法的功能就是，以外国法作为本国法的解释适用参照。

当然，以外国的判例学说来作为解释本国法的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立法的时候相对容易掌握，条文在那儿摆着呢，有比较原则性的论述；而到了解释适用的时候，分寸的掌握就变得非常精致了。要获得精确的分析，精确的经验资料，那么留学回来的人会很有优势。那为什么留德留日的学生回国后没有发挥很大的功能呢？我认为还是因为大陆还处在立法阶段，德国法学解释适用的方法在实务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曾经在台湾司法院担任工作，那个法院相当于德国的宪法法院，有很重要的权限，可以宣告法律无效，甚至可以罢免总统、撤销政党等等。宪法大法官的提名会注意他们比较法的知识背景。不能全是德国、美国、日本或是本地的。我们要让他们保持一定比例，让法院的见解多元化，目的也就在于通过对外国法律的比照进而指导本地区法律的适用。

台湾现在翻译了很多法律书籍，但一般都不是教科书。因为大陆写的教科书也相当不错，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更重要的是，像现在教科书这样的单纯理论的叙述并不是很难，难的是能否综合讨论分析本国判例。真正的教科书应该是本国的判例和学说理论结合在一起，建构法释义学。所以台湾法学界很大一部分翻译工作就是在对外国判决的翻译。像我们司法院翻译的三套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因为我们觉得这对我们借鉴意义最大。同样是一个案子，德国、美国法院都有，那我们就直接参阅他们法院的判决，来形成我们的意见。所以我再次强调，比较法的功用，除作为立法上的规范模式外，应该是以外国的判例学说来作为解释本国法的方法，这个是促进中国法律快速进步的很重要的机制。

记：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