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 WTO 所建立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而言，执行是争端解决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争端解决的关键环节，任何性质或形式的争端解决方式，一旦不能执行到位，将使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在整个 WTO 裁决执行的问题中，又尤以授权报复机制所受到的质疑和挑战最多。从目前 WTO 多边体制下授权报复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入手，对其制度性缺陷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以授权报复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提案为切入点，对 WTO 授权报复制度提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思考，以期对 WTO 新授权报复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中文关键词】 执行机制，改革，授权报复

一、WTO　报复机制

（一）WTO协议中关于授权报复的规定{1}

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运行体系之中，争端解决案件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在DSB获得通过之后，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恰当执行，使败诉方违反WTO义务的措施或政策回到WTO的正常轨道上来。{2}执行是争端解决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争端解决的关键环节，任何性质或形式的争端解决方式，一旦不能执行到位，将使一切变得毫无意义。然而，相较于WTO快速、公正而有效的专家组裁决而言，这些裁决并不能总是得到有效执行，因此，探讨WTO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决的执行（implementation）或者遵从（compliance）问题也就成为了理论与实务领域诸多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3}而在整个WTO裁决执行的问题中，又尤以授权报复机制所受到的质疑和挑战最多。

1. 先决条件

根据DSU第22.2条的规定，如果在合理期限结束后20日内双方无法达成相互满意的补偿协议，申诉成员可以要求DSB授权中止对被诉成员减让或其它义务。此外，如果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其项下不允许中止减让或者其他义务，则DSB也不能授权启动贸易报复机制。因此实施贸易报复的前提条件有三：第一，被诉成员未履行DSB的建议或裁决，且争端当事各方无法达成相互满意的补偿协定；第二，必须经DSB授权才能采取贸易报复；第三，贸易报复的范围限于不为WTO协议所禁止的中止减让或其它义务。{4}

2. 启动方式

与 GATT 彻底的协商一致不同，WTO 时期的贸易报复授权可能性比 GATT 时期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在 GATT 时期授权贸易报复要以协商一致（consensus）的方式决定；而根据 DSU 的规定，贸易报复授权只需反向协商一致（reverse consensus），除非 DSB 协商一致反对申诉成员的要求，否则 DSB 在合理期限期满后30日内，应授权该成员实施贸易报复。

3. 贸易报复方式

贸易报复实施的方式在GATT时期较为单一，这是因为GATT 1947所涵盖的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所以中止的减让或义务也仅限于货物贸易部门，缔约方全体无权授权缔约国就货物贸易以外的贸易事项实施报复。而在WTO体制下，由于WTO涵盖贸易部门更多，因此授权报复的领域也较为全面，包括货物贸易（含GATT 1994与其它相关协议）、服务贸易（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TRIPs），因此DSU允许在上述不同协议或不同部门下进行报复。根据DSU第22.3条的规定，申诉成员可以采取三种报复方式：平行报复（parallel retaliation）、跨部门报复（ cross-sector retaliation ）和跨协议报复（ cross-agreement retaliation）。{5}在具体案件中由申诉成员选定报复方式，并向DSB要求授权该成员方实施此种报复。但申诉成员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即首先寻求平行报复、若无法达到目标再寻求跨部门报复，最后寻求跨协议报复。{6}申诉成员在适用这一原则时，还应考虑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有违反义务或其他造成利益丧失或减损情形的部门或协议项下的贸易、此类贸易对该方的重要性以及与利益丧失或减损相关的更广泛的经济因素及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更广泛的经济后果。若申诉成员要求 DSB 授权实施跨部门报复或跨协议报复，还应说明有关理由。

4. 贸易报复机制的目的

从GATT时代缘起的WTO授权报复机制的目的其中重要的思想即是重新恢复成员方之间贸易减让承诺的双边平衡（re-balancing）。{7}有学者将其阐述为，{8}受害方成员通过撤销减让的承诺，从而使得在先行为造成的一种双边不平衡状态得以恢复；亦有学者认为，报复机制用传统的GATT语言即可描述为“契约救济”（contractual remedy），{9}一个成员方对WTO规则的违反，即使得遭受不利后果的一方获得了将其等价承诺撤销的权利，以使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获得平衡。平衡的观念事实上也影响了WTO争端解决规则的制定，例如在DSU第22.4条关于报复程度的规定。{10}这一条事实上即需要对被诉方对申诉方成员造成损害的程度进行评估，进而允许受害方也对相同或相等利益进行中止减让，由此来重新恢复双边承诺的平衡状态。{11}尽管这种理念来源于GATT第23条的规定，但重新平衡的概念也仍然能够在保障措施协议的第8条报复中找到支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DSU 的授权报复，其目的在于“引导”（persuading）成员方将违反WTO义务的国内规范拉回到遵守WTO义务的框架之下。“引导遵从”（inducing compliance）论是建立在WTO法律体系是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各成员方一致同意的规则即是国际贸易稳定和可预测性的关键保证。既然WTO义务需要各成员方的诚实遵守，并且DSU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遵守，那么就可以说报复机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或者引导成员方遵守WTO义务的工具。目前所有的22.6条仲裁裁决均支持了这一观点，{12}并且也均认为DSU第22条的授权报复即是为了促使成员方遵守义务。而目前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支持这一观点。{13}

总之，WTO 多边法律体制中止减让制度的目的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止义务到底是要强制实施 DSB 建议和裁定，从而引导成员方遵从 WTO 各协议的义务，还是仅仅恢复对等贸易利益的平衡。从 WTO 报复机制的客观现实效果而言，作为成员方违反 WTO 法律规定而造成的贸易失衡的补救机制，中止减让确实具有恢复贸易利益平衡的效果；

另一方面，中止减让正是通过“消极对等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方式来逼迫违法成员履行 WTO 协议项下的具体义务，恢复对等贸易利益的平衡只是手段，强制履行义务才是目的。DSU 明确规定了中止减让仅仅是临时的，并且只要存在未执行情况，DSB 就必须对该情势进行监督。根据申诉的胜诉成员请求，该问题一直保留在 DSB 议程之中直到得到解决。一旦有关成员完全履行了 DSB 的建议与裁定，中止减让就必须停止。

WTO争端解决机制试图建立一种“遵守—补偿—报复模式”（a Compliance-Compensation-Retaliation Model），{14}在这种运作模式之下，WTO可以授权其成员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中止减让”，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以强制纠正其他成员违背WTO义务或承诺的贸易行为。正如《哈瓦那宪章》起草者之一的Clair Wilcox所说：“我们要求世界各国赋予某个国际组织限制这些国家使用报复的权利。我们试图驯服报复，规范报复，通过把报复置于国际控制之下，控制报复的蔓延和泛滥，把这一贸易战的武器转化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工具。”{15}这样的执行模式也就意味着一旦某个成员采取了违背WTO义务的行为，就必须承担受到影响的成员所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报复措施（或者反措施，countermeasures）的风险。

二、WTO 报复制度的挑战

勿庸置疑，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WTO 在救济力度上是强大的。但并不意味着强大的救济力度等同于强大的执行力。WTO 授权报复机制与 WTO 的执行条款紧密相关，而执行条款又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成败休戚相关。WTO 授权报复规则本应当作为 WTO 执行最后的保障在现实实践中发挥重大的作用，然而实践却与人们对 WTO 的期待大相径庭，从1948年至1994年的48年间，GATT 历史上只发生过一起获得授权的报复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WTO 的授权报复机制存在着许多实践缺陷。

（一）授权报复机制的缺陷

1.授权报复机制的程序要求

（1）关于“顺序”（sequencing）的问题

DSU第21.5条规定，“如在为执行建议和裁决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或者是否符合某项适用协议的问题上发生争端，应通过这些争端解决程序（包括只要可能就提交原专家组）解决”。{16}但DSU却并没有对这一条文进一步解释，那么，从程序的完整性上而言，该条款所谓的“通过这些争端解决程序”（through recourse to thes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应与《谅解协议》中所规定的所有争端解决程序（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以及仲裁程序）结合起来。但是《谅解协议》中的专家组程序的期限为6至9个月，上诉程序的期限为2至3个月。这样的时间安排显然与第21.5条所规定的90天要求原专家组散发报告的期限不符。{17}该条文的规定也没有澄清重要的“顺序”（sequencing）问题，即允许一方向DSB请求授权对没有执行DSB建议或裁决的另一方采取报复行动上是否先要适用DSU第21.5条的问题。{18}在欧共体香蕉案之中，欧共体认为，第21.5条意味着重新发动新一轮的争端解决程序，即从起诉方正式提出磋商请求开始到专家组、上诉机构、仲裁执行等所有阶段，而第22条则隐含着只有在用尽DSU第21.5条规定的程序之后才能请求 DSB授权采取报复行动，在通过DSU第21.5条所规定的专家组所提出的确认有关措施不符合WTO规则的报告之前，DSB不能授予根据DSU第22条中止关税减让的权力；但在香蕉案件中另一方则往往不赞同欧共体的观点，而认为第21.5条的规定是针对一种快捷程序而不是新的争端，美国甚至主张在不经过第21.5条程序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第22条请求 DSB授权采取报复行动。{19}

（2）关于先决裁定（preliminary rulings）

尽管DSU第22条并没有作出关于先决裁定的规定，WTO目前也没有关于在22.6条项下仲裁的先决裁定实践，{20}但在美国伯德修正案案件中美国确实提出了仲裁员作出先决裁定的请求，然而由于DSU并没有条文规定而且也没有WTO相关实践，在该案中仲裁员没有做出先决裁定，但是这并不妨碍仲裁员在审查案件的实体问题之前就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先行作出裁决。{21}

（3）关于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自欧共体牛肉案（EC-Hormones）之后，{22}22.6条项下仲裁裁决多采取了由被诉方进行举证的策略，即由被诉一方负责证明起诉一方的报复措施超出了其损害程度（the level of the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23}但另一方面，起诉一方也需要承担其报复措施适当的举证责任。{24}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部分重要证据可能仅仅掌握在起诉方手中，{25}因此在仲裁中提出这些证据不仅仅对起诉方而且对于被诉方而言都非常重要。{26}在巴西飞机案中（Brazil-Aircraft），仲裁员甚至认为，举证责任问题应当与当事双方分别或共同向仲裁庭提出证据的责任问题相区分，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27}而这些在DSU的条文规定当中也并没有相应的体现。

（4）关于第三方权利问题

DSU第22条同样也没有提供关于在22.6条项下仲裁之中第三方地位问题的规定。然而欧共体牛肉案的仲裁员在实践中采取了允许所有原告方（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对方的听证的策略，仲裁员认为在决定“相同”（equivalence）问题上，这个案件应当采取相同或者相似的方法。{28}这个裁定也带来了本案中的特殊结果，即美国和加拿大均请求了对欧共体同样措施的授权报复。但在随后的仲裁裁决之中却并没有遵循欧共体牛肉案的先例，香蕉案III之中仲裁员即否决了厄瓜多尔以第三方身份参与的请求，而认为在本案中厄瓜多尔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影响。{29}同样的裁定也出现在巴西飞机案之中，澳大利亚也没有获准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30}然而在美国伯德修正案案件却又回到了欧共体牛肉案的轨道，所有请求方都获准参加了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联合听证，并且能够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由仲裁员批准，就特定具体问题召开特别讨论会议。{31}

（5）关于交叉报复的标准问题

DSU第22.3条（b）项和（c）项规定，寻求交叉报复的条件是“如果起诉方认为对相同部门或同一协议项下的其他部门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不可行或无效”，{32}这就是说，是否寻求交叉报复完全取决于起诉方的主观意志，是否“不可行”或“无效”也取决于起诉方的主观臆断。根据第22条第6款规定，仲裁人有权决定第22条第3款的原则和程序是否得到遵守，也就是说，在决定寻求何种报复时还是具有客观的评价标准的。但即便有客观评价标准，由于条文中诸如“不可行”、“无效”以及“足够严重”（serious enough）之类的用词意义太广，所以起诉方还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权。{33}

（6）关于报复中止的程序问题

根据DSU第22.8条规定，报复只应维持到以下三种情况：（1）被认定与适用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已取消，或（2）必须执行建议或裁决的成员对利益丧失或减损已提供解决办法，或（3）已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34}显然，该条文的用语仍然缺乏足够的精确，对于前两项中要判断是否“提供了解决办法”（provides a solution）或“措施已被取消”（has been removed）完全基于主观判断，而对于这种主观判断可能引起的分歧DSU却并没有规定解决程序。此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即DSB授权起诉方中止减让后起诉方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实施报复，那么从理论上说，败诉方由于起诉方未实施报复或报复对其影响不大，则可继续不执行建议或裁决。{35}报复作为DSU提供的最后救济手段，如果仍然出现违反 WTO义务的一方继续不执行建议或裁决的情形，那么无疑会损害WTO 所精心设计倡导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同时贸易争端在成员之间的久拖不决还可能会导致贸易争端的升级和扩大化，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授权报复机制的实体性功能缺陷

（1）授权报复与损害的相等问题

DSU第22.4条规定：“争端解决机构（DSB）授权的授权报复或其他义务的程度应与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相等。”DSU第22.6条则规定，在决定是否给予报复授权的仲裁中，仲裁员的职权之一就是“确定此类中止的程度是否等于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上述条款中的“相等”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36}第一，对于胜诉方而言，授权报复机制是“补偿性”的，这是“恢复贸易平衡”思想的体现。虽然胜诉方无法从报复措施中获得直接好处，但是其可以通过报复措施，恢复因败诉方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双边贸易失衡。

第二，对于败诉方而言，报复措施意味着其将丧失由违法行为中所获的不当利益。同样基于“恢复贸易平衡”思想，胜诉方授权报复的数额应相当于败诉方由违法行为中所获的不当利益，继而等于胜诉方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很显然依据DSU第22条决定利益丧失或者减损，与依据DSU第3.8条确立利益丧失或者减损是否存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过程。{37}一方面对WTO协议义务的违反与另一方面这种违反所带来的利益丧失或者减损之间，并不存在同化或者吸收的关系。{38}一项对 WTO协议义务的违反产生了3.8条的前提，但并不是利益丧失或者减损本身。{39}

如前所述，仲裁员的职权之一就是“确定此类中止的程度是否等于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而通常仲裁员会以超出合理期限之时的利益丧失或者减损作为标准，{40}通常是基于当时的相关措施和市场条件而定。例如在香蕉案III中仲裁员考虑的是欧共体对涉案措施进行修正之时的利益丧失或者减损，而在欧共体牛肉案中仲裁员则考虑的是与正常市场相比在实施欧共体卫生措施之时牛肉产品的市场份额缩水的情况。{41}通常仲裁员在考虑利益丧失或减损之时采用“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考察方法，即将既有事实情况与超出合理期限之后如果采取执行措施会出现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利益的丧失情况。例如，在欧共体牛肉案之中仲裁员就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在到达合理期限之时，如果欧共体撤销了禁令，那么对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每年进口到欧共体市场的牛肉价值进行计算，并与现在美国每年依据欧共体法令进口的牛肉价值进行比较，就能够得出欧共体不执行WTO裁决美国可能遭受的利益丧失或者减损。{42}在决定利益丧失或者减损之后，如前所述，授权报复机制的运行还必须决定“相等”的报复额度或中止减让的额度。在香蕉案III的裁决之中仲裁员最终决定报复额度（即每年1.91亿美元）采取了参照特定时间段欧共体出口美国的平均额度。{43}初看之下这样决定的“相等”额度非常公平，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远远比这复杂的情况。香蕉案之后的许多案件的裁决也同样给出了精确的报复额度，{44}甚至在起诉方没有指定损失现金额度的情况下，仲裁裁决也都确定了相应的额度。如何保证这样确定的现金报复额度一定与起诉方利益丧失或者减损额度“相等”？在美国1916修正法案案件中（US –1916 Act），欧共体提出了新的报复方式，即“镜像规则”（mirror regulation）或者“相等立法”的方法，提出建立与美国1916反倾销法案相似的法律规定以对抗美国。{45}尽管这一请求被仲裁员以与DSU第22.7条规定相悖为由拒绝，但这本身就代表了计算“相等”额度时所面临的复杂情况。{46}尽管“相等”概念在授权报复机制中被反复强调，但是其存在的不确定性却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事实上在胜诉方实施了与其利益丧失程度等额的报复措施之后，败诉方所承受的损失与胜诉方因违法行为所遭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并不一定相等，{47}即便是仲裁员也承认“在这两种额度之中如果任何一项存在无法清晰定义的情况，那么保证它们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事情”。{48}即使胜诉方获得了与其利益丧失或减损程度相等的授权报复数额，并且加以实施，但是该报复措施对败诉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49}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之一就是：报复对败诉方所造成的损失远小于其从违法措施所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败诉方仍然能从违反WTO规则的行为中获得好处。如此一来，败诉方就有了充分的动力来违反WTO规则，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授权报复机制乃至整个WTO体系的基础。{50}#p#分页标题#e#

（2）交叉报复的实体问题

根据DSU现有的规定，成员可以在跨部门甚至跨协议的领域中止减让，同时，22.3条的条文规定使用了“if the party considers”这样的语句，也就意味着成员在进行交叉报复之时具有裁量权，但DSU随后规定“申诉方必须遵循下列原则和程序”，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裁量必须经过仲裁员的审查。{51}此外，第22.3条（e）项还规定成员必须提供交叉报复的理由，这也赋予了仲裁员对交叉报复诉请进行审慎考虑的权利。在欧共体香蕉案III之中，厄瓜多尔提出要中止其GATS和TRIPs项下的减让义务，{52}并且还要求保留中止其在GATT 1994相关义务的减让的权利，“以保证（WTO裁定）能够有效实施”。{53}但仲裁员认为其在GATT 1994项下中止减让义务并没有足够的理由，{54}此外，仲裁员还认为厄瓜多尔同时在相同部门和不同部门之下同时提出中止减让“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55}

（3）授权报复的成员实力平衡问题

如前所述，使多边机制的争端解决运行顺畅的一个重要保证即是各成员均能够遵守DSB的建议和裁决，而WTO救济机制的设计则使得所有成员的遵守通过“国际法律层面的强制”得到了加强。{56}然而WTO的报复制度这种依赖于一成员以单独力量对抗另一成员的“以牙还牙”方式，在设计之初却并没有考虑到在国际社会之中的现实情况，其实效性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成员之间的贸易实力必须相当，只有实力均衡的情况下互相的报复行动才能够对违背WTO义务的一方造成足够的经济威胁，从而迫使其改变国内措施，遵循WTO的义务要求。{57}也就是说， WTO报复措施的对抗效果，实际上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实力对比。经济实力的不对等，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用报复措施对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导致国际利益失衡。{58}发达国家由于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参与国际贸易范围广，当需要采取报复措施时，可凭借其在国际贸易各领域都广泛参与的优势，而相对自由地选用平行报复或交叉报复等措施，并且由于其经济总量大，报复对其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综合国力普遍较弱，参与国际贸易范围窄，当需要采取报复措施时，难以对发达国家施加足够的影响，也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报复手段，同时由于受其经济的对外依赖性的限制，其所进行的报复不但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过来可能会给其本身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报复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可能由此带来的大国反报复造成的影响。可见，在现有的体制下，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报复措施得到满意的效果，而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获得报复的好处。{59}“WTO救济制度的结构僵化，以及对弱小成员发展中成员可用诉讼制度的缺失，已经导致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极少甚至无法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60}

时至今日，拥有153个成员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实体，贸易实力更是参差不齐，而在这样一个要求单独力量的体制中，相对弱小以及发展中成员即使在争端解决机制中赢得胜利被授权采取报复措施，面对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各方面的实力差距，弱小成员对违背WTO义务的另一发达成员也根本无法有效行使其报复权利。{6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学者认为其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积极影响。{62}此外，现有的授权报复机制允许发达成员对不发达成员实施不对称的贸易限制，无疑会损害WTO争取更公平自由贸易的原则，这种矛盾的安排在世界各种国际组织条约中相当少见。{63}同时，现有的报复机制的漏洞也会造成贸易歧视。例如，美国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实施报复时，并不是针对欧共体的所有国家实施报复，而是选择不同国家的不同领域进行报复，人为地在欧共体成员国内部造成歧视，{64}而这也是与WTO 最重要的非歧视原则相抵触的。

三、DSU 报复机制的改革

（一）DSU 的改革之路

根据1994年马拉喀什部长会议的决定，在 WTO 成立后4年内，即1999年1月1日前，应该完成对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全面审议，在完成审议后应就是否继续、修改或中止该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作出决定。从1997年开始，DSB 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但进展缓慢，在审议期间延长后仍未达成一致，修改工作最终搁浅。2001年的 WTO 多哈部长级会议发起的新回合谈判，包含了对 WTO 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进行“改革和澄清”的谈判。该工作由 DSB 召开特别会议负责处理，显示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视。特别的是，该谈判并不属于本次谈判单一承诺(Single undertaking)的范围，即无须与其它议题的谈判结果一并接受。相对于其它议题间的相互牵扯，DSU 是较为独立的谈判议题。根据多哈宣言，DSB于2002年1月1日召开特别会议进行改进与澄清DSU之谈判，匈牙利常驻WTO代表团大使Péter Balás获选为特别会议之主席，协调谈判进程，就各国提交之提案进行开放式（open-ended）讨论。{65}2003年5月底，DSB共召开13次特别会议以进行改进与澄清 DSU之谈判，尽管会员们普遍认为DSU至目前为止运作良好，但会员们也意识到DSU仍未能面面俱到，因而提出42份几乎涵盖所有DSU条文的提案。{66}至2011年1月，基于尽快完结多哈回合的压力，42个WTO 成员贸易官员继续进行谈判，以消除目前DSU改革所遭逢的困境。但是这项议题并不属于多哈回合的范畴，特别会议主席指出，若没有多哈回合的帮助，DSU改革将难以完成。目前，42个会员已就此项议题提案取得共识，并由加拿大为讨论之结果汇整，以为未来谈判之基础。而报复程序，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第一、有效报复之规定，发展中国家主张，于目前 DSU 的规范下，若其对大型贸易伙伴施行报复性关税，不仅无法有效报复，反而可能适得其反。第二、发达国家间对于 DSU 第22.4条损害程度之计算方式存有分歧，故某些发展中国家代表将此视为发达国家支持改革报复制度的表示。第三、报复后程序，控诉方所施行之报复措施，于被控诉方已遵守 DSU 之裁决后即应停止。DSU 改革谈判气氛与进展于近几个月来已有明显改善，尽管主席一再呼吁会员应尽快取得共识，但仍有一些差距需要磨合，且除了前述42个会员外，谈判仍需其他积极参与讨论会员之共识方能完成。在DSU的改革历程中，许多发展中WTO成员均表达了对与发达成员谈判时其减让承诺有效性的不满。许多WTO成员国就贸易报复措施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赞比亚代表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议增加“集体报复”，{67}在最不发达成员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成员提起案件时，根据要求DSB应当授权所有的成员可以中止减让或其它义务；而墨西哥政府则就此问题向WTO提交了一份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引人瞩目的提案，{68}在其中首次指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权利应当“可以转让或交易”（“tradeable”）。

（二）集体报复体制

事实上早在1965年，就有发展中国家向GATT提出过集体报复的设想。{69}因为GATT第23条并未限制实施报复的国家只能是受损害的国家，所以从理论上说，报复可以由许多国家（即便不是全部）来实施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冲击力。{70}而这在弱小国家向大国实施报复时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也得到了包括赞比亚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支持。在学者中也有人建议引入“团结措施”（solidarity measures），{71}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1条所规定的集体反措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相结合，{72}把现行单独报复改为集体报复，{73}以便向集体救济制度转变。{74}甚至有人认为，集体制裁在现行体制下本来就是可行的。{75}我国也有学者认为，集体报复意味着当被诉成员拒不执行DSB建议或裁决时，由所有其他成员对该成员进行制裁。这种集体报复将彻底解决弱国小国因无力报复而无法有效利用报复手段的问题，因为报复方式已由“自力救济”转化为集体救济，为实施报复而付出的代价由集体分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成员来说，集体报复也意味着对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而不仅仅着眼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76}

然而，就集体行动（也包含集体报复机制）这项制度设计而言，在国际实践中却早已不是新事物，自国际联盟开始尝试的集体行动制度发展到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时代，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国际法规范。但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多边合作体制中，集体行动的国际实践却很少，而且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集体报复或制裁被滥用并对无辜受害者进行补偿，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6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因此，尽管在WTO体系之下引入集体报复机制确实能够针对弱小国家的报复不力的情况进行纠正，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却面临许多重大的困难，例如，集体报复是只针对违反义务的发达国家进行还是可针对任何国家进行？又如何在集体报复方的成员之间分配中止减让的程度？同时可以预见，集体报复的机制必然会在实践中遇到巨大的阻力，尤其是贸易大国的利己主义，使尚未遭到违反WTO规范行为的直接损害的成员，以及报复该违法行为对自身没有直接利益的成员，对集体报复可能不感兴趣而采取某种消极的态度，其可能并不愿意在眼下作出现实的牺牲以积极参加统一行动。况且，即便集体报复成功被确定为一种合法救济手段，也必须面对改变有关授予报复权的现行WTO决策程序的阻力，而使得获得报复权变得更加困难。{77}

（三）报复权转让的提案

墨西哥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成员与另一发达成员的贸易争端在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取得了胜利继而获得了WTO的报复授权（或“反措施授权”），而该成员自己不能或者不愿意（unable or unwilling）行使报复权，则可以将该权利移转至另一能够有效行使报复的成员。在墨西哥看来，“……这个概念能够有助于某些成员解决所面临的不能够有效中止减让的特殊困难”。{78}报复作为WTO制度设计中关于执行的一项核心保障机制，是否是一项能够从成员个体分离的权利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

墨西哥提案对报复权利改革的建议指出了现有报复措施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WTO这样一个利益关系复杂的组织中，这样一种激进的设想要得到普遍认可的可能性十分微小。首先，该设想鲜明地代表了不发达成员的观点，却并非发达成员真正关心的议题，因为现有报复措施在他们手中已经可以具有相当的威慑力。而且，在WTO中的设想若要被正式纳人WTO规则体系需要经过各方参与的谈判并达成普遍的共识。但在WTO中各方谈判的立场、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因而墨西哥提案的改革作为一个代表不发达成员利益的设想，在短期内尚难以达到具备可行性的阶段。{79}但墨西哥提案忽略了现实国际社会中各个成员事实上更加优先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的事实，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与贸易争端没有直接联系的第三方会有动机采取报复措施，以使违反WTO义务的成员遵守义务。{80}事实上，这种因被转让权利而带入贸易争端的第三方只会将其国内利益最大化带入到国际平台，反而会提升国际层面的贸易保护水平而远远超过成员遵守WTO义务所带来的利益。{81}而相反在现有的WTO报复机制之下，由于受害成员国内出口集团的压力，反而能够通过最大化的报复措施以迫使不遵守义务的一方回归正轨，但对于受转让的第三方来说这样的压力就不存在了。{82}在WTO双边为基础的报复机制中，受影响的成员对于报复措施更注重的是矫正另一成员的违反义务的措施而使其国内的产业或出口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但是对于墨西哥提案所建议的第三方报复而言，由于其对于该贸易争端并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因此，就该第三方而言，能够通过受让报复权而受益的并不是出口集团或者国内产业，而只有贸易保护集团，通过受让报复权，国内贸易保护集团的利益得以最大化，而这显然不是WTO和其他成员希望看到的，这样不仅无助于促进成员遵守 WTO义务，而且会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保护的强度。{83}的确，在双边报复机制中同样存在可能获益的国内贸易保护集团，但实际上在真正实施报复之前，贸易保护集团获益的概率更大，而不是简单的依赖于报复措施，何况还需要考虑到在WTO提起诉讼与其他贸易保护手段的成本比较，以及最后的诉讼成功可能反而会使其他集团受益的风险问题。{84}因此，在报复权拍卖或者转让的机制之中，受让权利的第三方只可能是由于贸易保护的驱动。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能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推动违背WTO义务的一方积极遵守义务。{85}与此同时，由于与争端无关的成员可以行使报复权利，使得原本争端双方的贸易纠纷，变成了更多成员参与的贸易战，必然会导致贸易争端的扩大化，对整个WTO多边体制内成员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受让的第三方与违反义务的成员之间原本的减让义务对等性也会因为实施报复而遭到破坏，不利于WTO体制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不可预估的政治问题。{86}除此之外，报复可以转让，也会带来一个潜在危险，即在WTO体制之外产生一个转让或者拍卖报复权利的地下市场，这不仅与WTO所试图建立的多边贸易规制体系相左，同时也是对世界贸易秩序的严重破坏。{87}

（四）其他改进提案

1. 建立启动报复机制的清晰程序

欧共体、厄瓜多尔以及日本认为应当对DSU第22.2条进行修正，使得授权报复仅在下述情况下启动：首先，有关成员并没有依据DSU第21.3条通知DSB其将要实施DSB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裁决，或者该有关成员也并没有告知DSB其已经实施遵守DSB的裁决或者上诉机构依据21.6条之二认为有关成员并没有遵守执行。{88}欧共体还提出了第四种可能启动授权报复的情况，即有关成员依据21条之二并没有执行争端成员之间依据3.6条所达成的共同解决方案。{89}

2. 关于交叉报复的提案

在对待交叉报复的问题上，成员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有成员认为应当取消交叉报复机制，而另一些成员如印度则认为应当改革交叉报复制度使其能够被发展中国家更容易使用，用以对抗违反 WTO 义务的发达国家。就交叉报复这项制度本身而言，由于其提供了强大的保证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其可以也应当成为保证 WTO 有效救济的工具。然而如前所述，在欧共体香蕉案 III 中仲裁员的裁决却使得交叉报复的启动更加困难，仲裁员认为厄瓜多尔所要求的保留其在 GATT 1994项下同一协议同一部门进行中止减让的权利就已经足够，而进行跨部门的报复则没有必要。笔者认为，在墨西哥的提案在现有 WTO 体系之下很难予以实现的情况下，有必要使得交叉报复对于中小国家来说更容易使用，以对抗经济贸易大国的威胁。

四、结语

WTO的贸易争端救济制度，是一个层次连贯和递进式的机制，从强调败诉方应迅速采取充分而有力的手段撤销违法措施，到在不能立即撤销违法措施时给予合理的宽限期，再从合理宽限期到期后的自愿补偿到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都是为了在争端当事方无法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促使败诉方中止违法行为。{90}从自愿到强制，从劝导到制裁，从宽松到严厉，通过逐步升级的压力促使败诉方来执行 DSB的建议或裁定。{91}

诚然，WTO成员的报复威胁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实际报复也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是，报复有违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开放市场，不仅无助于自由贸易，而且对争端当事各方和WTO都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可见，二者都是无奈之举，相对于撤销违法措施而言，都是一种次优选择。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救济安排是一种压力逐步升级的刚柔相济的预期性救济制度，其纠正性（corrective）目的不是补偿受害者，而是引导违法者遵守WTO法，是利用贸易制裁的可能性来促进对WTO协议义务的遵守。{92}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决定下，即便集统一性、强制性、排他性于一体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方面，也未能建立统一而集中的强有力执行制度，而只能继续依赖贸易报复这种传统非集权的自力救济手段，尽管WTO在GATT数十年经验的基础之上根据贸易全球化的新情况更新和改进了贸易报复权的获得与行使规则，但并没有实现国际贸易关系从权力政治向法治的质变，还只是新的量变。任何改革方案都不能忽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的限制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就不继续推进国际贸易关系法治化。{93}

DSU 以及 WTO 所建立和维护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改革，无论各成员所期待的方向如何，也无论成员所争议的提案为何，其目的必然是有助于提高这个多边系统的平等与正义，必然是有助于保护这个庞大机构的成员——无论实力强弱——绝大多数成员的切实权益，才能够推动WTO 这个运转了16年的马车继续顺利向前，促进世界贸易走向更多的法治，更良性的循环。

【作者简介】
　　刘筱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公法博士研究生，2011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注释】 
　　{1}严格说来，在 WTO 的所有法律条文用语中并没有关于“报复”（retaliation）的规定，“报复”一词是媒体报导和学术讨论时常用的一个形象说法，其他说法还有“制裁”、“反措施” 等。“报复”在 WTO 中准确的法律用语是“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或“适当的反措施”（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See Article 22,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ticle 4.10,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但本文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且为统一相关概念的使用，以下如无特别说明，“报复”、“中止减让”以及“反措施” 都将表示同一含义。即在 DSU 3.7 条中所明确的“最后的救济手段”——“中止关税减让或协议项下其他义务的适用”（susp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p#分页标题#e#
　　{2}See William J. Davey,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 (2000), p.15; See also, Joost Pauwelyn, “Enforc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Rules are Rules-Toward A More Collectiv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4 (2000), p.336.
　　{3}See Peter van den Bossche,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Negotiation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 Paper of WTO Conference: New Agendas in the 21st Century, Taipei, November 2003; William J.Davey,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The First Ten Year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WTI World Trade Forum, Berne, June 2004; Mateo Diego-Fernandez and Roberto Rios Herran, “The Reform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Mexican Proposal”,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 (2004), p.5.
　　{4}禁止实施报复的协议主要有以下的几项：《农业协议》（第 7 部分，第 13 条（a）款（l11） 项及（b）款（111）项）、《服务贸易总协议》（第 22 条、23 条规定，在某些重复交税案 件中对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实行限制）、《TRIPs 协议》（第 64 条规定，GATT 1994 第 23 条第 1 款（b）项和（c）项，自 WTO 协议生效起 5 年内，不得适用知识产权下之争 端）以及《保障协议》（第 8 条）以及 DSU 本身。
　　{5}Article 22.3,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Same sector”, “Other sector”, “another covered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su_e.htm#22, visited on 5/12/2011.
　　{6}Ibid.
　　{7}David Palmeter and Stanimir A. Alexandrov, “’Inducing Complianc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Daniel L.M. Kennedy and James D. Southwi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46-666; 但也有反对该种重新平衡说的学者，参见 Holger Spamann, “The Myth of ‘Rebalancing’ retaliation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9 (2006), pp. 31-79.
　　{8}Steve Charnovitz, “The WTO’s Problematic Last resort Against Non-compliance”, 14 August 2003, at 8-16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tradelaw.net/articles/charnovitzlastresort.pdf [revised version of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Aussenwirtschaft, (12/2002)].
　　{9}Refus Yerxa, “The Power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Refus Yerxa and BruceWilson eds., Key Issues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The First Ten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10}Compare also Article 51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 (ASR) which requires countermeasures to commensurate with the injury suffered. The articles are annexed to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RES/56/83), 12 December 2001.
　　{11}有学者认为，如果认定报复机制的目的在于促进 WTO 义务的遵从，那么就没有理由将报复的水平限制在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等的程度上，相反，为了更有利促进成员方对 WTO 义务的遵守，则必须允许报复的水平在此程度之上，而且至少已经有两件基于反补贴协议 4.10 条的仲裁裁决授权了在受损害程度之上“合适的反措施”（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See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and Article 4:11 of the SCM Agreement - 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United States - Tax Treatment for 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s (US – FSC), WT/DS108/ARB, 30 August 2002, para.5.30-5.52;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Canada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and Article 4:11 of the SCM Agreement - 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Canada - Export Credits and Loan Guarantees for Regional Aircraft (Canada – Export Credits), WT/DS222/ARB, 17 February 2003, paras. 3.48, 3.107-3.121.
　　{12}See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 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s, European Communities -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EC - Bananas II), WT/DS27/ARB, 9 April 1999, para.6.3（在本案中，仲裁员裁定报复措施的临时性意味着“报复机制的目的在于促进成员方的遵守。但这个目的并不表明 DSB 应当对超越“利益减损或丧失”程度的报复予以积极授权）；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 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EC - Hormones), WT/DS26/ARB, 12 July 1999, at para.40 （提出赞同仲裁员在欧共体香蕉案中的立场，认定报复机制的目的在于引导遵从）；EC -Bananas III (Article 22.6 – Ecuador), at para.76（强调“解释可实施性欲有效性的标准应与第 22 条的目标相符，即促进成员方遵守义务。”），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Brazil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and Article 4.11 of the SCM Agreement – 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 Brazil - Export Financing Program for Aircraft (Brazil – Aircraft), WT/DS46/ARB, 28 August 2000, para.3.44（在本案中仲裁员认定，如果一项报复措施能够有效促进成员方的遵守，那么就是反补贴协议意义上的“适当”（appropriate））；US – FSC (Article 22:6),（仲裁员在本案中认定，“报复措施是针对违反 WTO 义务行为而实施的，因此在 DSB 中授权报复也就意味着目的在于纠正违反义务的行为，促进和保障 DSB 的裁决得以遵守。”）；Canada-Export Credits (Article 22:6),（认定“为了保障和促进成员方遵守义务，一项更高程度的报复措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当的”。）。
　　{13}See e.g., Joost Pauwelyn, “Enforc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Rules are Rules - Toward a More Collectiv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4 (2000), pp.335-347; Robert Hudec, “The Adequacy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medies”, in Bernhard Hoekman, Aaditya Mattoo, Philip English eds., Development, Trade and the WTO - A Handbook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2002), p.89; Won-Mog Choi, “To Comply or Not to Comply? Non-Implementation Problem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41 (2007), p. 1043; Ngangjoh H. Yenko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Retaliatory Regime at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Organization: Reshaping the “Last Resort” against Non-Complianc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40 (2006), p.365; Marco Bronckers and Naboth van den Broek,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n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2006), p.102; Compare also Jide Nzelibe, “The Case Against Reforming the WTO’s Enforcement Mechanis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Series No.07-12 (April 2007), at 14, 19, 29.
　　{14}尽管如此，但是在实践中只在一个案件（美国版权案 US-copyright case）中给予过现金补偿，因此，WTO 争端解决机制按照“遵守－报复模式（” a compliance-retaliation model）运作。参见余敏友：《WTO 争端解决机制 12 年的成就与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孙琬钟、余敏友主编：《WTO 法与中国论丛》（2008 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
　　{15}参见傅星国：《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问题》，载《国际经济合作》2009 年第 5 期，第 35 页。
　　{16}“Whe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the existence or consistency with a covered agreement of measures taken to comp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such dispute shall be decided through recourse to thes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cluding wherever possible resort to the original panel…”See Article 21.5,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17}翁杰：《WTO 体制下的报复权在实施中的若干问题》，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第 40 页。
　　{18}参见纪文华：《WTO 争端解决执行中的“顺序”问题法律解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 态与研究》2005 年第 12 期，第 12 页。
　　{19}参见余敏友：《论欧共体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与实践》，载曾令良、黄德明主编：《欧洲联盟法治 50 年：回顾与展望》，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4 页。
　　{20}US – Byrd Amendment (EC) (Article 22.6 – EC), para 2.4.
　　{21}See id., paras 2.2-2.10.
　　{22}See EC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s 8-12.
　　{23}See id., para 9; EC –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paras 37-41 (in particular para 38)and also paras 59, 78. See also Brazil – Aircraft (Article 22.6 – Brazil), para 2.8;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Article 22.6 – Canada), paras 2.7-2.8; US – FSC (Article 22.6 – US), paras 2.8-2.11; US – 1916 Act (EC) (Article 22.6 – US), paras 3.1-3.6; US – Byrd Amendment (EC) (Article 22.6), paras 2.23-2.27.
　　{24}See EC –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paras 37-38. See also Brazil – Aircraft (Article 22.6– Brazil), para 2.9;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Article 22.6 – Canada), paras 2.6-2.7.
　　{25}See EC –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para 38. See also EC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11.
　　{26}See EC –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para 40.
　　{27}See Brazil – Aircraft (Article 22.6 – Brazil), paras 2.8-2.9.
　　{28}See EC – Hormones (Canada) (Article 22.6 – EC), para 7; EC –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7.
　　{29}See EC – Bananas III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2.8.
　　{30}The arbitrator’s view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ustralia never initiated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 against Brazil with respect to the export financing programme at issue, and did not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arbitrator to any benefits accruing to it or any WTO rights that might be affected by the arbitration. See Brazil – Aircraft (Article 22.6 – Brazil), paras 2.4-2.6.
　　{31}See US – Byrd Amendment (Article 22.6 – US), paras 1.15-1.16.
　　{32}“If that party considers 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or effective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If that party considers 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or effective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other sectors under the same agreement, and that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nough…” (emphasis added) See Article 22.3 (b), (c),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33}向凌：《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载《时代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43 页。
　　{34}“The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shall be temporary and shall only be applied until such time as the measure 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a covered agreement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Member that must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or rulings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of benefits, or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is reached.” See Article 22.8,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35}参见向凌：《WTO 争端解决机制之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载《时代法 学》2005 年第 6 期，第 43 页。
　　{36}参见毛骁骁：《论 WTO 框架下的授权报复程度问题》，载《河北法学》2008 年第 6 期，第 32 页。
　　{37}See US – Byrd Amendment (EC) (Article 22.6 – EC), paras 3.20-3.30, 3.53.
　　{38}See US – Byrd Amendment (EC) (Article 22.6 – EC), paras 3.20-3.30, 3.53.
　　{39}See id., para 3.54.
　　{40}See id., para 3.22.
　　{41}See EC – Bananas III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4.9; EC – Hormones (Canada) (Article 22.6 – EC), para 37; EC –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38.
　　{42}See EC –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78; EC – Hormones (Canada) (Article 22.6 – EC), para 68. For another example of the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see EC –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 EC), paras 166-170.
　　{43}See EC – Bananas III (US) (Article 22.6), para 7.8.
　　{44}See EC – Hormones (US) (Article 22.6 – EC), paras 83-84 (116.8 million USD per year); EC – Hormones (Canada) (Article 22.6 – EC), paras 72-73 (11.3 million CDND per year); EC – Banana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 EC), para 173 (201.6 million USD per year); Brazil – Aircraft (Article 22.6 – Brazil), para 4.1 (344.2 million CDND per year; US – FSC (Article 22.6 – US), paras 6.2, 8.1 (an amount based on the amount expended by the US in granting subsidy, i.e. 4,043 million USD); Canada - Aircraft Credits and Guarantees (Article 22.6 – Canada), para 4.1 ( 247,797,000 USD).
　　{45}See US – 1916 Act (EC) (Article 22.6 – US), para 2.1.
　　{46}See id., paras 5.40-5.44.
　　{47}Kym Anderson, Peculiarities of Retali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orld Trade Review, vol.1, 2002, p.123.
　　{48}The arbitrator in EC – Bananas III (US), having fou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nsure correspondence or identity between two levels if one of the two is not clearly defined”.
　　{49}在“美国外国公司销售法”一案中，仲裁员即对“相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仲裁员认为，“报复措施的作用是促进或保证 DSB 建议得到履行”，而“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只是在 DSB 建议得到充分履行之后才加以适当考虑”的问题，因此得出结论：授权报复的额度不一定必须等于美国出口补贴对欧共体所造成的影响。 “We saw nothing in the plain language of this text which, on its face, dictates that the term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must be limited in its meaning to ‘equivalence’ or correspondence (or some synonym) with the ‘trade impact’ on the complaining Member.” (emphasis original). 这显然与必须“相等”的传统看法不一致，而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美国的承认。See United States Tax Treatment for 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s -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and Article 4.11 of the SCM Agreement - 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WT/DS108/ARB, 2002/8/30, para.5.30.
　　{50}毛骁骁：《论 WTO 框架下的授权报复程度问题》，载《河北法学》2008 年第 6 期，第32页。
　　{51}See EC – Bananas III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3.7.
　　{52}See Section I.A.1.c (iii) above.
　　{53}See EC – Bananas III (US) (Article 22.6 – EC), para 3.7.
　　{54}See id., para 3.7.
　　{55}See Recourse by Ecuador to Article 22.2 of the DSU, European Communities –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s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WT/DS27/52, 9 November 1999, p. 3. See also EC– Bananas III (Ecuador) (Article 22.6) para 5.
　　{56}Raj Bhala,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Lexis Publishing, 2001), p.242.
　　{57}See Renê Guilherme S. Medrado, “Renegotiating Remedies in the WTO: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2 (2004), p. 323. 此外在 WTO 中印度以及其他九个发展中成员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参见 Permanent Mission of India on behalf of Cuba, Honduras, India, Indonesia, Malaysia, Pakistan, Sri Lanka, Tanzania, Zimbabwe,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TN/DS/W/19 (Oct.9, 2002), at 1.
　　{58}马强：《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问题研究》，载《知识经济》2008 年第 2 期， 第 23 页。
　　{59}同上。
　　{60}Permanent Mission of Zambia on behalf of the LDC Group, Communication, TN/DS/W/17 (Oct.9, 2002). “[T]he question of little or no utilization of the WTO DS by developing and least-developed country Members has been linked to the inadequacies and structural rigidities of the remedies available to poor countries that successfully litigate a dispute before the DS.”
　　{61}See Kyle Bagwell, Petros C. Mavroidis and Robert W. Staiger, “The Case for Auctioning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NBER Working Paper No. 9920, JEL No.F1, August 200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United States.
　　{62}Steve Charnovitz, “Rethinking WTO Trade San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5 (2001), p. 809.
　　{63}国际金融协会咨询委员会（Meltzer Committee）曾指出，“报复有悖于 WTO 的宗旨， 制裁将增加贸易限制，将产生和扩大专注于维持贸易限制的集团势力，而国内对谁将受 益于此种保护的争论将削弱对开放的贸易安排的支持。”See Allan H. Meltz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dvisory Committee Report”, March,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house.gov/jec/imf/meltzer.htm, visited 8/12/2009.
　　{64}Se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Implementation of WTO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EC—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Hormones)”, Docket No. 301-62a, 1999. 厄瓜多尔在“欧共体香蕉案”中对欧共体实施报 复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其未对荷兰和丹麦请求实施报复。参见向凌：《WTO 争端解决 机制之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载《时代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43 页。
　　{65}Dispute Settlement Body, Special Session,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in the Centre William Rappard on 16 April 2002, TN/DS/M/1, 12 June 2002, para.1-2.
　　{66}Chairman Report TN/DS/9, paras.1-3.
　　{67}Negotiation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Proposed by the LDC Group, TN/DS/W/17, October 2002.
　　{68}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通常被学界视为是世界各个经济实体互相妥协 的产物，因此，早在 WTO 成立之初，各缔约方即约定在马拉喀什协议生效后四年之内 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全面的审查（full review），但在 1999 年部长级会议上，各个成员 并没有就修改或者终止 WTO 现行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达成任何一致，直到多哈部长宣言 指出各成员将继续谈判以在 2003 年 5 月之前就改进和澄清问题达成一致，并进而采取 行动保证谈判成果尽快生效。“[T]o agree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no later than May 2003, at which time [the Members] will take steps to ensure that the results enter into forc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after.” Se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WT/MIN (01)/DEC/W1 of 14 November, 2001. P.30. See also, Mateo Diego-Fernandez and Roberto Rios Herran, “The Reform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Mexican Proposal”,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 (2004), p. 5; Robert Maclean, “The Urgent Need to Reform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Review, Vol. 5 (2002), p. 137. #p#分页标题#e#
　　{69}John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nd Alan O. Sykes,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May 1995), pp.369-371.
　　{70}Ibid.
　　{71}参见余敏友：《论欧共体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与实践》，载曾令良、黄德明主 编：《欧洲联盟法治 50 年：回顾与展望》，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8 页。
　　{72}Yenkong Ngangjoh H., “Coll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olidarity Measures Revised”, 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 issue 2 (2004), p.234.
　　{73}Dani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DP, July 2001, p.33. Available at http://system2.net/ukpgh/wp-content/pub/gjjjfw/images/uploads/rodrikgovernance.PDF, visited on 8/12/2009.
　　{74}Joost Pauwelyn, “Enforc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Rules are Rules-Toward A More Collectiv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4 (2000), p. 336; See also, Edwini Kessie, “Enhancing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Private Business Operators under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WTO”,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4, no.6 (2000), p.16.
　　{75}B. Hoekman and P. C. Mavroidis, “Enforcing Multilateral Commitments: Dispute Settlemen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TO/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New Millennium, Geneva: WTO Secretariat, 1999, p.10.
　　{76}张军旗：《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制度》，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第 53 页。另见向凌：《WTO 争端解决机制之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载《时代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43 页。
　　{77}参见余敏友：《论欧共体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与实践》，载曾令良、黄德明主 编：《欧洲联盟法治 50 年：回顾与展望》，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8 页。
　　{78}See Proposal by Mexico, Negotia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Special Session, TN/DS/W/23, 4 November 2002, at p.6. “[T]his concept might help address the specific problem facing Members that are unable to suspend concessions eectively.” See also, Kyle Bagwell, “Remedies in The WTO: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Columbia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No.: 0607-09, January 2007; Kyle Bagwell, Petros C. Mavroidis and Robert W. Staiger, “The Case for Auctioning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NBER Working Paper No. 992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EL No.F1, August 200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columbia.edu/~kwb8/auctionation080904.pdf ; Kenneth W. Abbott, “GATT a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e Uruguay Round and Beyond”,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 (1992), p. 65; Jide Nzelibe, “The Case Against Reforming the WTO Enforcement Mecha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08 (2008), p. 321.
　　{79}参见杨鸿：《从集体报复措施的设想看 WTO 裁决的执行促进手段——结合相关修改 提案进行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54页。
　　{80}Jide Nzelibe, “The Case Against Reforming the WTO Enforcement Mecha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08 (2008), p. 322.
　　{81}Jide Nzelibe, “The Case Against Reforming the WTO Enforcement Mecha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08 (2008), p. 335.
　　{82}Jide Nzelibe, “The Credibility Imperative: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Retali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Inquiries Law, Vol. 6 (2005), pp. 215, 217.
　　{83}See Warren F. Schwartz and Alan O. Syk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Renegoti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tudies, Vol. 31 (2002), p. 184.
　　{84}举例而言，就一个成员国内的贸易保护集团而言，在决定是否需要在 WTO 提起诉讼 以获得报复的利益之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即是：按照现有 DSU 21.3 条的 制度设计，如果要取得报复带来的利益必须首先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阶段或 者上诉机构阶段取得胜利，其次，违反义务的 WTO 成员必须在合理期间内（RPT）仍 然拒绝执行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裁决。因此，即使该成员败诉，其也有足够的时间改变 国内措施以和 WTO 义务相一致。如果该项措施仍然没有改变或者撤销，那么争端双方 仍然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补偿协议。因此，在现有 WTO 体制内，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到最后实施报复仍然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即使所有条件全部满足，最后受损害的成员政 府仍然有可能会选择保护出口集团或者国内产业的方案而不是考虑贸易保护集团，这样 的风险对于贸易保护集团来说，获得的利益根本无法补偿成本，可以说微乎其微。
　　{85}Jide Nzelibe, “The Case Against Reforming the WTO Enforcement Mecha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08 (2008), p. 336.
　　{86}参见马强：《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问题研究》，《知识经济》2008 年第 2 期， 第 23 页；向雅萍：《WTO 报复制度的缺陷与完善研究》，载《理论月刊》2008 年第 4 期，第 55 页；胡北平、李美红《发展中国家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要求及改革前 景》，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5 期，第 11 页。
　　{87}See Mateo Diego-Fernandez and Roberto Rios Herran, “The Reform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Mexican Proposal”,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 (2004), p. 23.
　　{88}See EC, TN/DS/W/1, p. 17 at para 25; Japan, TN/DS/W/32, p. 7 at para 6; Ecuador, TN/DS/W/33, p. 4.
　　{89}See EC, TN/DS/W/1, p. 17 at para 25.
　　{90}余敏友：《论世贸组织法律救济的特性》，载《现代法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3 页。
　　{91}同上。
　　{92}余敏友：《论世贸组织法律救济的特性》，载《现代法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3 页； 另见 Chi Carmody, “Remedies and Conformity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5 (2002), p. 309; Steve Charnovitz, “Rethinking WTO Trade San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5 (2001), p. 831.
　　{93}参见余敏友：《论欧共体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与实践》，载曾令良、黄德明主 编：《欧洲联盟法治 50 年：回顾与展望》，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