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星星，盼月亮，倍受国人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于昨日终于生产了。

一部调整国家追诉犯罪的程序基本法，之所以引起人们强烈关注，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对国家权力的调整配置，更关系到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在现代国家，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照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据报道，本次修改的原则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并重，要“铲除刑讯逼供的土壤”，“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刑事诉讼规则。国人不禁为之兴奋和激动，为我国的法治进步而自豪。

对照统计，本次草案将刑事诉讼法由原来的225条，修改为285条，增加了60条。在98条的草案中，删除1款，修改53条和款，增加44处。

细察98条草案，除去一些程序技术性的条款外，涉及权力重新配置的共90条，其中83条涉及增加公权内容，7条涉及增加私权内容。在涉及公权配置的条款中，极大强化了侦查权，检察院的监督权。增加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七项：侦查阶段可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增加法律援助的范围、辩护人会见不被监听、非法证据可申请排除、部分案件近亲属可不出庭作证、未成年人轻微犯罪的记录可封存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在有限的七个亮点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的内容规定在证据一章中，被塞进第四十九条的夹缝中，稍有法学知识的人都清楚，此内容只能适用于证据的认定之中，不能作为整个刑诉法的指导原则，更和“沉默权”不沾边，充其量只是不得刑讯逼供的另一种陈述方式，明显是一个“花瓶”条款。

草案第三十条，出现“犯罪分子”的称呼。这种明显带有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称呼怎么又拿出来了？

草案第四十五，又是一个“花瓶”条款。草案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人员的部分行为可以申诉、控告，相关部门可调查处理、纠正的程序，而没有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本条着墨很多，看似给了申诉人、控告人权利受侵犯时的救济渠道，实际上是让申诉人跑圈子。当不作为或违法行为的人不用承担责任时，法律规定能否被遵守，是明摆着的事。

本次草案的败笔。从现有法律的横向比较来看，已生效《律师法》明确了律师作为辩护人不受障碍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而在草案中，辩护人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再次受到限制，与律师法的规定差距极大，不能不说是倒退。众所周知，律师的辩护权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合理地，甚至有意带来法律冲突的修改，将无法保障辩护权的有效充分行使，必然破坏中国法律的统一，损害法律的尊严，损害每个国民的利益，也背离本次修法保障人权的宗旨。

从以上修改的关于公权、私权条款数量对比及内容可以看出，本次的修法，强化公权、打击犯罪仍是主角，保障人权只是点缀。我们都清楚，在权力体系中，公私多一点，私权空间就会少一点。

过去几十年刑事实践证明，刑事领域出现的问题，不是打击犯罪不力，而是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辩护权不能有效行使、权力滥用腐败的问题。怎样保障人权，防止公权滥用？预防和减少司法腐败应是当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

【作者简介】
        李建阳，北京铭滔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