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跨国公司活动的增加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也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这一趋势一方面体现为研究方法的丰富化; 另一方面体现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本文运用与前人不同的梳理方式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回顾, 而且有侧重地介绍了这一领域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并在适当评论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 脉络; 进展
一、引言
20世纪90 年代以来陆续有国内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追踪、整理及综述。鲁桐( 1998) 、鲁明泓( 1998) 、聂名华( 2000) 和陈建南( 2001) 分别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成果进行了介绍。李荣林( 2002) 从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角度对相关理论模型及观点进行了梳理。马亚明、郑飞虎( 2001) 对直接投资理论领域中的动态模式作了评述。赖明勇、包群( 2003) 则更为关注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了较为全面详细地介绍( 江小涓、杜玲, 2001; 余海丰、冯忠铨, 2001; 刘晓峰、庄培章, 2003; 许罗丹、谭卫红, 2004; 逄增辉, 2004) 。
本文将采用与上述诸多学者不同的梳理方式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 并进而有侧重地介绍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然后在适当评论的基础上就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脉络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 1960 年Hymer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垄断优势理论, 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之后有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假设和研究视角对这一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从理论解释的立足点来看可以把这众多理论成果划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立足于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成果, 即为什么会存在直接投资; 第二是立足于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和动向的研究成果, 即如何进行直接投资, 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进行投资安排以及投资流向的发展变化; 第三是立足于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 即国际直接投资对哪些方面造成了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p#分页标题#e#
( 一) 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
垄断优势理论认为母国企业所具有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而言的某种垄断优势是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Hymer,1960) 。Vernon( 1966) 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着眼于产品发展的不同阶段, 即创新、成熟与标准化三个阶段, 认为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受到科斯定理的影响, Buckley 和Casson( 1976) 从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 交易费用节约的研究视角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原因进行探索, 提出了内部化理论。Kojima( 1975) 以日本企业为研究背景, 指出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国内的贸易导向性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属于顺贸易导向性, 因此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已经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 并把对外直接投资分成自然资源导向性、市场导向性和生产要素导向性。Dunning( 1981) 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目前最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框架, 该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应当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缺一不可, 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之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OIL 模式”。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 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美国经济学家Wells( 1983) 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 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引进技术之后按照当地市场小批量的需求规模和多样化的需求特征对技术进行改造。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个原因, 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Lall( 1983) 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之后, 提出了技术本地化理论, Lall 认为, 虽然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是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但是实际上这种技术形成的过程包含着企业的内在创新活动, 所以本质上是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p#分页标题#e#
技术积累理论首先由Pavitt ( 1987) 提出并被Cantwell 和Tolentino( 1990) 加以发展, 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是其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 所以随着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 而且速度加快, 时间提前。Lecraw( 1993) 对1986 至1990 年间的印度尼西亚企业的FDI 行为进行了考察, 发现这些企业进行FDI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作为企业在国内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 即经营延伸型(Operations- extending) ; 其二是为了获取别国的技术或管理技能方面的优势, 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 即出口提高型(Export- enhancing) , 因此前者的经营目标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与国内相类似的市场, 而后者的东道国往往为发达的高收入国家。Lecraw认为基于出口提高型的FDI 使得外国子公司可以及时地向母公司转移国外先进的技术, 从而使得国内母公司能够获得持续提高的出口绩效。
( 二) 对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第二条研究线索。国际化过程理论提出了两种可被识别的国际化范式, 其一是, 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经过无规则出口到出口代理到在海外建立销售子公司, 最后在海外设立生产子公司这样一个发展链条; 其二是, 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往往最初从邻近的国家开始, 然后依据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差异程度以及地理位置的远近程度依次向外扩散直至最远和差异最大的国家( Johanson & Valhne, 1977) 。Luostarinen( 1979) 把产品、运营和战略三大要素纳入国际化模式的理论分析当中, 从而被称之为“POM范式”, 这一理论把关注焦点放在不同国际化阶段的产品战略, 并揭示出从产品、服务、系统直至技能的国际化转移顺序。随后国际化的概念又被进一步拓展, 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加入国际生产体系也被视为一种国际化模式(Welch & Luostarinen, 1993; Luostarinen & Hellmann, 1994) 。Dunning( 1988) 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 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通过对67 个国家1967- 1978 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的实证分析, Dunning 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一个国家将从净投资流入国逐步转变为净投资流出国, 这一理论其实质就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通过国家投资地位发展的动态变化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描述。#p#分页标题#e#
( 三)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 不仅对东道国有影响, 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福利水平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早期的文献来看,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和技术方面。
Mundell( 1975) 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的基础上, 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极端情况并得出结论: 在存在关税的情况下, 贸易与投资具有替代性, 贸易障碍会导致投资, 投资障碍会促进贸易, 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从“关税引致投资”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Kojima (1975)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母国角度揭示出水平型FDI
对出口有替代关系, 垂直型FDI 对出口有互补关系。Buckley 和Casson( 1981) 从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固定成本进行分析后指出, 在销售量不高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的情况下, 企业倾向于出口。Markusen 和Melvin( 1983) 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en 和Svensson( 1985) 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出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关系是贸易和投资之间替代或互补关系的决定因素。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行为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都会最终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Helpman & Krugman, 1985) 。Belderbos 和Sleuwaegen ( 1996) 利用公司水平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目标市场的贸易保护行为使得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Bhagwati 等人( 1987) 最先提出补偿投资的概念, 又称化解关税投资, 指出了政府行为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Dinopoulos 等( 1989) 还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对补偿投资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揭示了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的行为, 此外还讨论了补偿投资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福利影响。#p#分页标题#e#
由于技术优势往往被视为所有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对由国际直接投资所导致的技术外溢效应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结果的重要研究方面。Abramovitz( 1986) 提出的“社会能力学说”认为: 为了更多地获取外部技术, 国家或企业都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的技术水平。这一观点与Cohen 和Levinthal( 1989) 所提出的“吸收能力”概念有些类似。围绕“吸收能力”这一思想, 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 由于国家和企业的样本选择, 以及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模型等因素的差异使得最终研究成果不尽相同。Kokko( 1994) 从企业的技术能力视角进行考察时发现, 如果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远远高于国内企业, 技术外溢效应几乎不存在。而从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层面对外溢效应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 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是南美洲国家与东亚国家在技术吸收效果和最终经济增长率方面不同的最主要原因(Keller, 1996) 。
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成果
纵观近几年文献可以发现FDI 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验证。
( 一)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1.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
随着对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深入可以发现,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呈现出多样性, 既可能是母国的促进因素, 也可能是东道国的诱发因素; 既可能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 也可能是微观层面的策略因素。所以目前这一部分的研究往往都和具体的环境和研究背景结合起来, 结论的局限性也就比较明显。
Lall( 1999) 利用1985- 1995 年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 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由于在这一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 的吸引力较弱, 区位优势不强, 原因主要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 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 流向提供了依据, 又同时指出了FDI 的诱发因素。Harms( 2002) 利用1987- 1995 年间55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政治风险与FDI 流入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结果表明政治风险对外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 2003) 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 2004) 分析了17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 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这些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对FDI 的动因做出解释。#p#分页标题#e#
Shi 等( 2001) 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 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Shapiro 等( 2003) 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 对中国家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显示: 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构成其独特所有权优势, 因此中国式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Liesch 和Knight( 1999) 从信息和知识或的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了探索, 认为中小型企业在进行国际化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 而虚拟组织和战略联盟等新型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2.对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企业FDI 模式是对国际直接投资过程的微观描述, Nayak( 2005) 以Suzuki Motor 为案例研究对象, 对跨国公司FDI 模式有效性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Malhotra 等( 2003) 综合考虑了市场因素、全球战略因素、交易因素和政府作用因素对企业FDI 进入模式的影响, 并分步骤地讨论了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企业所可能做出的进入模式的安排, 从而以影响因素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为二维建立起一个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Gao( 2004) 探讨了外资进入模式决策的股权和非股权影响因素, 指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议价能力和当地企业对其的信赖将会提高其对合资企业的控制程度。Bognanno 等( 2005) 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流向区位进行了研究, 发现美国公司倾向于在分散议价结构以及对解雇没有严格限制的国家设厂。Li 等( 2004) 把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起来, 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Lamb 和Liesch( 2002) 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Market Commitment) 、市场知识(Market Knowledge) 和市场参与(Market Involvement) 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 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Bartlett 和Ghoshal( 1998) 对Vernon 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延伸, 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 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 、接近市场( 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 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 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 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Barry 等( 2003) 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假设。#p#分页标题#e#
3.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Makki 和Somwaru( 2004) 分析了66 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 年的数据, 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 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Lall( 2004) 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 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 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的升级都是不可取的, 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 所以东南亚的经验很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被复制, 只有一方面通过FDI 引进先进技术, 同时另一方面建立起本地的R&D 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Hermes 和Lensink( 2003) 选用了1970- 1995 年期间67 个LDC 国家的数据对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认为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强烈的依赖于东道国的环境条件, 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和健全是加强FDI 与经济增长间正向作用的前提。Kim( 2003) 考察了韩国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其股东财富的影响以及其中存在的代理问题, 认为一般投资行为有利于增加股东财富, 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内部经理人倾向于做出经济而非有效的决策, 此外股权的相对集中容易造成小股东财富的流失。Alfaro 和Rodríguez- Clare( 2004) 使用了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经济数据对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进行实证研究,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促使当地供应商提高了中间产品的质量, 而不是数量, 这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当地企业同样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从而最终提高市场上的产品质量, 因此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具有积极的水平外部性。Dunning 等( 2001) 在投资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把贸易的水平和方式纳入分析框架, 指出贸易和FDI 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分界面, 他们考察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和FDI 发展轨迹,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行为增加将导致外资流入增加, 外资流入增加会导致出口增加, 而出口增加又会最终导致向外投资增加。Tain- Jy Chen, Homin Chen 和Ying- Hua Ku( 2004) 以中国台湾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例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当地联系, 发现这些公司的当地联系受到投资地点、进入模式、企业规模和生产网络性质的影响而表现的不同, 这些制造业企业追求当地联系的顺序是: 当地工人、零件和中间产品、当地转包商、最后是当地的R&D 资源。#p#分页标题#e#
( 二)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问题展开研究, 可以说, 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丰富和完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谢建国( 2003) 研究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与FDI 的关系, 认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FDI 是打破这种特征的重要原因。包群、赖明勇( 2003) 研究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部门的产出增长, 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因子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国内部门的产出相应增加0.199 个百分点。冼国明等( 2003) 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朱东平( 2004) 认为即使发达国家企业所进行的产品创新型R&D 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也只有在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之间相互独立时, 这种投资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利的改善。魏后凯( 2002) 的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 增长率的差异的大约90%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殷华方、鲁明泓( 2005) 研究了1979- 2003 年的中国外商投资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发现这一过程具有“渐进螺旋”的特点。张骁、杨忠( 2005) 在分析了日韩综合商社的成功经验之后提出, 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模式应该在借鉴综合商社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变通, 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以及银行或大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参与下,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力量, 先成立以行业划分的一级商社, 然后在一级商社的基础上整合形成大型综合商社, 并主要以服务和整合中小企业为主。许罗丹等( 2004) 通过对比四组外商投资企业总结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途径。高敏雪和李颖俊( 2004) 利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建立相关模型并检验了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江小涓( 2002) 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p#分页标题#e#
四、评论及展望
根据上述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和最新进展的介绍可以发现, 经典理论虽然仍旧保持着一定解释力, 但是这种解释力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逐步弱化, 而最近几年的成果虽然部分地反映出了这些变化, 但是结论的一般性不足,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对企业性质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统一和加深;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和数据收集受到了限制, 从而使得比较研究难以开展。为了提高结论的一般性和适用面, 未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将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展开:
( 1) 对基本命题的探寻
从微观层面来看, 跨国公司作为FDI 的主体, 应该既具有一般企业的性质, 又具有一般企业所没有的特征, 所以, 虽然对企业本质的探究并不属于FDI 研究范畴, 但其对跨国公司其他相关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正如Buckley 和Casson 受交易成本学说的影响而提出内部化理论一样, 对企业性质做更深入的研究将改变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存在的基本假设, 从而影响FDI 的理论研究, 并提高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另外, 所有权优势一直是解释跨国公司FDI 行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权优势的构成及来源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就会成为另一个理论探索的关注焦点。
( 2) 对特殊对象的关注
从宏观层面来看, 现有的理论多侧重于解释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 对发展中国家虽有所涉及, 但也主要集中在那些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这样的研究格局不利于作大范围的比较研究, 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片面性。随着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继续两极分化, 对发展中国家中的落后国家的关注度将得到提高。此外, 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将使其有可能成为对外投资的另一大主体, 中小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亟需理论的解释和指导, 因此, 对落后国家和中小企业这两类特殊群体展开研究将是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又一个拓展方向。#p#分页标题#e#
由于现实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未来格局不明朗, FDI 将受到新的环境和非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 因此对FDI 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包括母国和东道国) 以及影响FDI 的因素进行动态的研究将同样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此文曾发表于《国际贸易问题》2006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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