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发展》：所谓的贝克倡议中有些什么真正新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哪些方面能够与它进行配合？
　　厄尔布：我认为，贝克倡议是为了加强1982年以来奉行的债务战略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实上，财政部长贝克本人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85年10月在汉城举行的年会上提出这个建议的。这是一个根据过去的经验制订的倡议，但是它注意到将来需要继续作出的努力，并且最终确定和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面必须发挥的合作性作用。
　　我认为，我们需要回顾和了解一些国家在处理它们的债务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许多国家在处理它们国内外经济不平衡状况，以及在处理它们的外债问题方面，目前的处境比过去预料的要困难。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一些主要的债务国必须作出的额外的努力。根据贝克计划，在处理这些国家面临的经济不平衡状况和债务问题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发挥中心作用，这个作用将继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和会员国进行讨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还将继续帮助各国不但从官方来源而且从商业银行获得新的外部融资。我还要强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在筹措外部资金以援助一个国家方面，而且在提出分析和政策意见方面的联合作用。
　　《金融与发展》：许多人在谈话（以及文章）中似乎认为，在汉城会议以前，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调整，而在汉城会议以后，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你认为调整与增长之间有什么矛盾？
　　厄尔布：没有矛盾。我认为调整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事实上，我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调整的名声不好，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初期，一些国家起初需要对外部融资突然枯竭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人们对这种需要产生了误解。这些国家作出的反应是，猛烈削减政府开支——重点削减投资开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实行外汇控制，以及限制进口。在某些情况下，调整措施更为严格，因为政府过去对恶化的经济状况迟迟没有作出适当的政策反应。
　　这并不是我们这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人所认为的调整应遵循的可取途径。当经济状况开始恶化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认为，调整意味着作出适当而及时的政策反应，以防止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加剧。在不平衡状况已经剧烈恶化——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情况下，调整包括采取这样一些政策，不仅为恢复外部资信地位和外部金融流量奠定基础，并且为通过鼓励增加储蓄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谋求经济增长而恢复国内的经济基础。
　　我们所说的调整包括诸如在财政赤字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巨大不平衡的根源时削减财政赤字。为了削减财政赤字而作出的努力，就是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并且减少货币当局承受的那种为了弥补赤字要求发行货币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如果没有投资，经济增长是不会持久或是难以维持的。很高的或者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率不能使企业界产生很大的信心来进行新的投资。资本可能会流往国外。所以，使通货膨胀降下来是很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非常强调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取消外汇控制和进口限制的汇率，从而鼓励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凡是政府已经对贸易进行限制的地方，必须减少这些限制，以便能够进口，特别是使那些构成生产性投资的基础的货物能够进口。
　　《金融与发展》：如果更多地强调增长，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就是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将成为一项指标，而其他一切都必须围绕着它进行调整？
　　厄尔布：观察包括增长在内的各种指标的方法是，必须认识到经济是一体化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国家可能面临的所有其他限制因素和已经制订的其他指标，就不可能制订出一项具体的指标。譬如说，增长和外部融资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正的关系，但是，如果外部融资不足以支持国内增长指标，那么你要达到指标的唯一的办法是，第一，通过增加国内储蓄（以支持更多的投资和促使实现较高的增长率），第二，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
　　当我们探讨一个国家的增长前景时，我们不一定要为增长规定一个指标，虽然我们都知道，各国政府都有一个肯定的增长目标。我们力图帮助各国制订各项政策，使这些政策能够促使它们实现增长目标。同时要了解它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限制因素，而这些限制因素是与获得外部融资、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有关的。我们并没有把一个具体的增长率看作是一个抽象的量值或指标。如果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来促进投资，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并且吸引外国资源，那么增长率就能够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如果不存在这些条件，那么增长率就不会那样高。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制订一项指标，而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政策。目标是要使那个国家的增长率达到尽可能高的程度；而采取适当的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将会增进那样的增长机会的实现。
　　《金融与发展》：要促使不仅改善宏观政策，而且改善微观政策，这就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已有这种准备？
　　厄尔布：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各会员国是否已有准备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各项以增长为主导的政策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以增长为主导的政策是易于执行的。我们的经验表明，在许多国家中，对增长会产生最直接、最引人注目和最持久影响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国家最难实施的政策。汇率调整会使一个国家增加竞争能力，开拓出口机会，并且为那些跟进口品进行竞争的工业创造潜在能力，但是汇率调整有时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很难实行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会鼓励资源流向那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部门，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变化是难以作出的。
　　总的来说，一些国家发现，削减投资预算比限制消费开支要容易，虽然进行投资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些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领域。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譬如说，关闭一个效益很低的国营企业，把投入该企业的资源用于一项生产效果较大的活动，而在这项活动中你能够获得正的收益率，这就是一项以增长为主导的政策。但是，，要关闭一个效益很低和出现亏损的国营企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面临的任务，是要实施那些确实以增长为主导，而且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持续影响的政策。现在的确存在一种由某些人鼓吹的“以增长为主导”的战略，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战略是难以持久的。这种战略的内容仅仅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货币发行量。但是，除非外部资源得以增加以支持这种总政策，否则它不可能持续很久；它产生的主要影响可能是加剧通货膨胀，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以增长为主导的；事实上，如果它鼓励资金流向那些并非生产性的部门，就可能产生有害的作用。
　　《金融与发展》：有些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有条件下对所有国家采用同样的一揽子计划，你对这些人如何作解释？
　　厄尔布：我们的经验是，在不同的国家根据它们的问题和它们经济中的限制因素对政策进行不同的结合。在某些国家，必须把重点放在财政赤字上，因为那里的财政赤字非常大。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必须把重点放在汇率和生产价格上，因为这二者出现不协调现象。实际上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外部融资受到限制——那种问题通常有不止一种表现形式。经常的情况是财政赤字很高，通货膨胀加剧，汇率出现不协调现象。如果我们提供的政策意见对各国来说也许显得过分划一——这是一种我不同意的观念——那可能是由于那些国家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陷于困难中的国家往往会遇到同类性质的政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它自身的性质和所得到的授权，集中注意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指标，而各国政府也都不愿意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深地卷入它们经济的微观结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集中注意的方面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可变因素并不重要：这些可变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取得信贷、财政赤字、汇率政策和生产价格政策对经济都有重大影响，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重点。
　　《金融与发展》：如果说（正如有些人已经说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实质上并不对称，监督主要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否公道？
　　厄尔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它的资金时附加的条件和监督之间就存在思想混乱。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种不同的活动。当我们贷款时，我们的确附加条件；我们要求进行政策调整，并且在实际上起了杠杆的作用。但是，当根据第四条进行一项有关监督的讨论时，不管是与工业国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我们除了将政策意见的分析和质量提交讨论以外没有任何手段。事实上，如果人们光从有关监督的讨论的角度来研究监督活动，而且看到任何不对称现象的话，那是由于把较大程度的注意力集中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而较少注意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小影响的国家的经济。这种情况已经体现在我们的磋商程序中，根据这些程序，我们和在世界经济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定期地每年进行磋商，而对于产生影响较小的国家就不是经常地进行磋商，假定它们的经济运转得相当好的话。在《世界经济展望》研究中——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监督过程的一部分——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和其他主要的工业国，而且现在正在作出努力对主要货币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因此在许多方面，监督过程集中于较大的工业国。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认为监督过程显得不对称的。我认为，人们想象的不对称并不是监督过程的结果，而是外汇制度性质的结果。根据目前的汇率制度，人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不对称现象，例如，有些国家能够借款而它们的政策不受任何外部纪律的约束，而有些国家借款的能力受到限制，而且还遭到外部的压力。人们有时还说，一个国家可能出现巨额的外部盈余，而并没有受到要它进行调整的压力。根据这种观点，一种较为对称的汇率制度将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可能不仅迫使国际收支逆差国进行调整，而且迫使国际收支盈余国也进行调整。但是，从监督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人们把目前制度下出现的不对称现象同监督过程本身混淆了，它实际上主要是汇率制度结构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监督产生的现象。
　　《金融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一个援助机构，但是它的工作影响各会员国的经济发展。它如何能够援助各会员国和多边援助机构的发展活动？
　　厄尔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提供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长期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援助机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政策分析、政策意见以及短期融资，在帮助各国实现它们的发展目标方面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增长为主导的，因为分析的重点是财政、货币、汇率和价格政策，这些政策将帮助减少不平衡现象，而且为经济增长创造较好的条件。当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外部融资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出面提供短期融资，并且帮助该国进行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一个开发机构或开发银行具有的长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向一个国家提供规模相当大、能够迅速使用和不受限制的资金。当一个国家突然遇到——譬如说，——外部情况的变化、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遇到象旱灾这样的国内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帮助它度过调整的初期阶段。这样按理应能使开发机构获得时间来筹措更多的资金，以在能够持久的基础上提供中期和长期的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使在提供临时的资金时，也对那个国家的开发活动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如果没有那些临时的资金，该国将需要进行甚至更加剧烈的调整。
　　《金融与发展》：人们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作已经谈论很多。由于这两个机构得到的授权不同，在国家计划方面，这种合作的切实可行性有多大？
　　厄尔布：我认为，人们不应夸大这两个机构得到的授权的不同。实际上，我们双方都向各国提供分析和政策意见，这些国家的经济事实上是混为一体的。你不可能因为这两个机构有不同的授权而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人为地加以分割。两机构通过交流对政策意见的分析和看法，通过它们在提供外部资金方面作出的努力，应能紧密合作以帮助一个国家。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在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之间，或者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划一条固定的界线。许多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举例来说，是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和经营不善的结果。要解决这个财政问题，部分依靠世界银行提供的投入，以帮助国家改善对企业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那个国家把它的公共资源用于较好的投资项目，它就在改善国家总的宏观环境。所以，两机构需要在这一方面紧密合作，同时认识到各个机构提供的观点和技术之间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之点按一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是很重要的。显然，我们不应该设法把二者变成一个同样性质的机构，而应该在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和援助各国政府方面加强我们各自的授权和力量。
　　《金融与发展》：关于低收入国家，你是否可以谈谈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欠支付的问题，以及这样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的困难？
　　厄尔布：的确，我们遇到一些拖欠的情况，但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拖欠问题的国家数目比较小。我们过去采取行动，而且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健全，并且采取基于财政稳健态度而必须采取的一切步骤。对于那些有拖欠的国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帮助这些国家采取一些经济政策，以加强它们在国内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且在一段时期后增加出口能力。一个国家如果奉行那些使经济恶化和下降的政策，就不可能对其外债还本付息，包括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在内。这个国家必须尽快地实施那些能够扭转经济恶化和下降局面的政策，因为这些因素是造成对外拖欠问题的部分原因。在帮助各国实施较为妥善的政策方面，我们还在做的一件事是同外部资助人进行合作，以促使外部的财政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从而使那些国家不但能够清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期的债务，而且能够清偿对其他机构的债务。
　　《金融与发展》：你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是在继续这样一个传统——由美国执行董事出任副总裁。你本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会员国的代表，现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处的一个成员进行工作，这样工作上的调整是否有困难？
　　厄尔布：我发现进行这样的调整是比较容易的。我认为，任何一位执行董事都会告诉你，担任执行董事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你夹在你所代表的当局——不论当局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多国机构——和你通过执董会的工作帮助指导的那个机构中间。作为执行董事，你始终需要谋求你的会员国的利益和观点同在执董会中派有代表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保持平衡。你既不直接属于那个机构，也不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国家。在某些方面，你担任执行董事后，你自己国家里的人们也许把你看作是那个机构的人员，而在那个机构的人们心目中，则认为你属于你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你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认为，担任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且努力加强和提高那个机构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充分认识到了执董会在那个机构的工作中代表各国观点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方面，我发现现在的工作比较容易，虽然对这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金融与发展》：在你担任副总裁职务期间，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机构，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厄尔布：我过去作为执行董事看到的，以及在我目前所处的地位上甚至更亲近地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大，而且他们都具有献身精神。当一个国家遇到一个问题，必须向那个国家派出代表团时，假期被推迟了，每年的休假延期了，周末取消了。这种为满足会员国的需要而表现的献身精神，能够应付各种非常困难的局势，而且在这样做时常常不顾个人的考虑，这就是使这个机构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的因素。当然，人们决不能忽视工作人员的质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来致力于从各会员国广泛地延聘最优秀的人员，我认为，它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付所遇到的问题时——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困难的情况下——效率非常高的原因。外界的许多人高度赞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彰它在处理最近出现的债务问题方面有功。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的工作人员、归功于工作人员的质量、智慧、能力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