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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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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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21世纪以的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腾飞,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破解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本文拟就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的论述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论述,来阐明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崛起,改革开放,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领袖国家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相应的贸易机制,通常包括国际分工、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经济秩序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遵循的规则体系和保障机制,体现为国际经济条约、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涉外法律;二是基于规则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状态或模式。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而第一个层面则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内涵。所以,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社会的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依据一定原则、规范、规则、惯例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的状态及交往模式,其核心和边界则是由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所形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效力来源于国际经济法律的实施及其保障。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影响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对现有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否定。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合作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和面临的重大任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应是体现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促进实现全球共同、均衡发展”。
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作用。它不仅应与“和平、公正、合理”等理念共同成为国际经济社会的基本准则,同时应成为重要的价值尺度。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充分发挥多边合作的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这是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和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决策进程,而发达国家也应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更多地考虑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一、中国经济崛起和发展
#p#分页标题#e#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寻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全球都以新的目光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2006年6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说:欧洲属于过去,美国属于现在,中国属于未来。然而,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疑虑重重,甚至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是世界经济的末日。面对来自世界的不同声音,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繁荣的发动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为世界提供新兴的增长动力、丰富的商品和巨大的市场空间。成功的中国经济走得是开放性的道路,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外贸易规模大幅度提高,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外国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大幅度增长,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最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开放性的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7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认真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承诺,共清理了2000多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废除了近800项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做了相应修改,使其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中国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加入世贸组织前的14.8%降低到2008年的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中国完全按照承诺开放了服务贸易市场。
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开放态度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笔者在这里引用一组数据来说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影响度在微软并购雅虎事件中悄然显现,总部位于纽约的彭博社日前也载文指出,雅虎在亚洲互联网市场上的优势可能会成为推动微软提高收购报价的秘密武器。当然,这里面中国的功劳不可小觑。由此可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行为已经完全能够影响到全球经济。#p#分页标题#e#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进口将继续膨胀。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将由1992年2.8%提高到9.9% ,只略低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表明中国重要地位的另一标志是,它在1992~2020年间所有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进口总额预计增加值中将贡献约40%的份额,起着世界贸易发动机的作用。根据我们的预测,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和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日益对进口资本和知识密集的制成品和服务以及初级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并且因为其对此种产品需求的增加而致使贸易条件大幅度改善,因此工业国家将从中国的增长中受益。对于走在中国前面并且不是相近的竞争者的邻近发展中国家(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 来说,可能会在所有方面获得重大收益。对于作为中国的直接竞争者的国家(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来说,它们所占世界市场份额和贸易量可能会继续扩展,但预计在其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主要出口上,贸易条件会有很大损失。但其贸易净收益仍会是很大的。对于同中国的直接贸易不多或没有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和中亚) 来说,既不会有多大的获益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让中国放慢一体化步伐对其本身最为不利,同时也会对世界其余地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
二、中国的经济崛起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
1.中国经济崛起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模式引领
二战以后,大多数殖民国家纷纷走向独立,这些国家在长期遭受压迫后,一直把发展民族经济、追赶发达国家作为本国的核心目标。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反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内向的国家统制型发展模式[2]。
但是,以亚洲“四小龙(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3]为代表的个别发展中经济体率先放弃了内向型的国家统治型发展模式,而是走上了开放型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然而亚洲“四小龙”均为较小的经济体,它们的影响力范围和程度均有限,仅限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局部地区(香港、台湾均为大中华经济体范围),它们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太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而是把它们的情况当作是一种时代机遇的产物,没有给予深入研究和采纳。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崛起,则走出了一条完全有别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成功发展道路,又不完全等同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模式,其成功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p#分页标题#e#
但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至少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下经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制度保证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忽视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总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性,即使开放程度已经很高的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个理论。政府往往在市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指挥棒并没有完全交给市场本身。
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严重的短缺经济,市场自发调节在短期内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大量增加和经济的重新均衡;第二,市场机制的运行即使能导致经济的均衡,但也不一定符合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方向;第三,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相对狭小,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更容易形成垄断;第四,发展中国家市场信息不完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从而市场调节不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五,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适应发展中国家迅速积累资金、快速发展经济的要求等。
由于以上述理论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长期实行国家干预型或计划经济型体制,但结果却导致了普遍的失败。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中国也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严重束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市场去向的经济体制变革,并最终基本确立了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创立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然而中国并没有进行一刀切,而是采用了一种具有很大缓冲性的渐进式改革。这种制度创新的模式重视发挥社会大众参与,从点到片,强调改革过程和改革步骤的循序渐进性,注重通过先试点后推广来逐步实现制度变迁的目标。改革之初的安徽凤阳县“包产到户”[4]则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因此,它能够较好地协调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矛盾,避免了“一刀切”中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对于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比较落后、大众素质普遍不高、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渐进式改革似乎更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改革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借鉴价值。
2.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多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长期遭受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压迫,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落后归结于是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过于紧密,例如独立后的印度。偏执的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就必须割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走自力更生道路。这为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内向的国家统制型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中国家由于坚持这种观点,因而错过了上世纪6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5]。#p#分页标题#e#
前文已经提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奉行开放型发展战略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开始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影响毕竟有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小经济体的成功只是特例,对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普遍意义。直到目前,仍然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持这些观点的人多为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左派。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成功则有可能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看法,积极奉行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中国改革以来更快更有效的经济增长明显得益于日益增加的开放度。”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当代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尽管是不尽合理的,但绝不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从总体上讲,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才能为本国的经济现代化提供充足的资源、市场和动力。固然,参与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适宜的国内政策作配套,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但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不是万能的,但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却是万万不能的。
3.中国已悄然成为“领袖国家”
著名学者易显河先生曾提出过“领袖国家”的概念。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呼声最高的就是中国的毗邻日本。追究其背后,美国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其他综合国力方面,其的确可成为霸主。中国以新的姿态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然而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坚持多边合作,平等双赢和多赢的态度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其美国式的讨价还价的经济合作不同,中国则是希望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谐、有利于利益共享的经济新秩序,以互利为基本原则。
#p#分页标题#e#与中国一样,长期以来,主导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以产业保护论为核心的贸易保护理论。然而贸易保护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有太大的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反而越来越落后。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在对外姿态方面做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承诺一一开放市场,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又外来企业的竞争,使民族产业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却极大刺激了民族企业的改革创新精神,加快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逐渐展开了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开放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中国的发展在潜移默化中,不需要过多的争论便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效仿中国,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悄然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领袖国家。
结 语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破解旧有经济格局,中国的成功在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和发展战略等方面都突破了许多束缚发展中国家发展思路的传统教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模式意义。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浪潮中,中国为世界提供了蓝图。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蓝图,在建立体现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促进实现全球共同、均衡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注释:
[1]世界银行;《中国的参与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 页
[2]内向的国家统制型发展模式属于偏执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最初集中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
[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四个国家或地区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省部分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是包产到户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p#分页标题#e#
[5]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参考文献:
[1] 葛成《国际经济新秩序探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赵景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发展中国家》《当代亚太》2003年第9期
[3] 贾都强《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当代亚太》2001年第4期
[4] 刘力《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球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年第2期
[5] 阮宗泽《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新选择》人民论坛•双周刊
[6] 罗刚褚俊英《略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及路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6年11月第19卷第6期
[7] 易显河《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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