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对一国之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构成重大影响。未来5至10年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趋利避害，落实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强调的“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 的要求，已成为我国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产业分工发展历程及当前的新特点
全球产业共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国际分工和转移。第一次是二战前殖民体系下的制成品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第二次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水平型”分工。第三次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2] ，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3][4]  并存的多层次、混合型分工模式。进入新千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国际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价值链的分解与全球要素配置，发展中国家借助后发优势，在部分产业、部分阶段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将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了具有低成本优势和庞大消费市场的地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跨越式参与国际分工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所推动的产业转移，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绝好时机。新的产业革命使落后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5] 。
二是一国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等制度性安排变化正日益成为产业转移的推动力量。这种制度性因素既包括来自转出区的推动因素（Push factors），也包括来自转入区域的拉力因素[6] 。前者主要指一国的法律制度、经济政策、要素成本等因素的变化，后者主要包括转入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以及各类优惠政策，和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劳工标准等。特别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结果，对其产业的转移影响巨大。例如，1985年，日本被迫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对亚洲投资剧增和海外企业从当地采购零部件和原料，以回避日本人拟生产零部件和原材料上升所引起的国内生产成本剧增[7] 。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力量。
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承接国的技术消化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战略。由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梯度级差，产业转移承接国会受到技术水平，零部件、原材料当地生产和配套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政府实施的经贸政策、法律环境以及本地劳动力素质等往往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引进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国际分工和转移模式日趋多样化，研发和服务外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8] 。目前，研发和服务外包、跨国公司供应链全体迁入模式、加入跨国公司全球垂直一体化体系模式、外资直接购并模式等新方式正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模式。例如，在研发和服务外包方面，据美国IT外包业务咨询公司报告，印度软件开发上具有开发成本低、高素质技术员工数量多、服务水平较为成熟等优势，在全球IT外包目的地中竞争力居首位。2004年该国软件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IT服务出口额位居全球首位。另一方面印度依靠极低的电信费用和劳动力成本吸引众多的跨国公司到印度设立呼叫服务中心，印度正成为全球通信交通的枢纽[9] 。目前，IBM、Dell等世界主要计算机生产厂商的售后服务电话支持系统都已迁到了印度，其全球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享受２４小时业务咨询、业务受理、客户投诉处理、报障保修处理等。
二、中国在亚洲及全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更有人将这一发展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对此，我们应冷静思考，客观分析，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无所作为。
（一）从总体看，我国是与亚太其它国家一起成为“世界工厂”，在亚洲及全球分工格局中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第三次产业分工体系包括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三个环节。其中，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得的国际分工利益最多，研究开发处于关键地位，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最低端[10] 。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状态和程度差距较大，虽然少数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产业分工的中端，甚至高端，但总体上主要是承担生产制造环节[11] ，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二）从区域看，中国在所参与的经济循环圈分工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
在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中，主要有美欧日—四小龙—中国、日本—中国，欧盟—中国，中国—东盟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等循环圈，代表着中国与不同国家在全球化大格局下的分工关系[12] 。例如，在美欧日—四小龙—中国循环圈中，反映了发达国家市场和产品生产基地之间的关系，由美资、日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型投资体系在我国逐渐显现雏形。中国在这一循环圈中处于边缘的地位。
同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以资源进出口为载体的新型分工关系。据统计，今年1－8月我国前十位贸易逆差来源地中，仅与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就达260.4亿美元。我国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性商品，出口适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的机电、轻纺产品，形成了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互补、工业制成品竞争的格局。但是，近几年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已经逐渐成为我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竞争对手。
（三）从产业看，美国处于研究开发和管理运营的中高端，日本和欧盟等紧跟其后。我国处于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低端，少数产业实现了中端，个别技术领域达到高端。
目前，我国造船、汽车、机械、石化、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进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生产制造环节，且处于低端。例如，在世界造船前四强中，日、韩造船业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综合竞争力领先。欧盟船厂份额虽然只有7%左右，但在建造豪华游轮、高速客轮等高附加值、高技术船舶以及船用设备的研发方面保持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我国船舶主要以干散货船、杂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等常规船型为主，在低端市场上与日、韩竞争。
我在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承接了欧美日韩的产业转移，占据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中端。但是在技术研发、设备、标准、品牌、设计、终端渠道等核心方面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握着，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仍有很大的优势。根据WTO统计数字，2003年欧盟、美国和韩国共出口纺织品799.8亿美元，占据了出口总额的47%，说明发达国家在技术含量较高的纺织品方面具有主导地位。
在航天、生物技术中的某些领域，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美国工业周刊》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研究、创新和生产力方面，部分中国企业已与美国企业的水平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
（四）从国际分工模式看，中国已进入国际投资导向的分工阶段。事实上，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而言，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使要素价格趋于一致，进而使国际贸易的基础丧失，结果是贸易和投资是相互替代的[13] 。但是，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我国的角度来看，近20年来贸易和投资都同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事实都与理论推导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在于当代国际分工的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的新特点。这种分工新特点决定在中国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通过价值链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局面。即已从10年前的国际贸易导向的国际分工方式，向今天的以国际投资导向为主体的国际分工方式发展。
三、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对我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已跃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1999-2004年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长的贡献高居世界第一，达12.56％。中国在国际分工重构的过程中较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并在部分产业形成了竞争优势，还在沿海地区形成了集聚优势。综合起来看，中国是第三次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之一[14] 。
（一）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
目前，国际经贸格局对我国十分有利。中国在美欧日—四小龙—中国经济循环圈中已与美国经济形成了良性的互补，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欧盟之间处于快速发展；与日本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互补；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我们传统的对手，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人均水平比我们强的四小龙已经出现依附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给我们腾出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我国未来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还处于起步加速阶段。
虽然就整体而言，我国在亚洲及全球分工中，无论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都处于低端。但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规模持续扩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政府行政能力逐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所形成的综合优势，使得我国在与印度等国家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竞争过程中，具有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加上我国拥有庞大、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后盾，我国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环境，具备了可持续融入国际分工格局的能力。在未来5－10年内，我国在亚洲和国际分工格局中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同时也将从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被动参与者变成积极塑造者。
因此，从大的格局看，未来5－10年中国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二）国际分工格局对我国产业安全影响的评估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范畴。而对产业安全的概念，学术界也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根据产业安全理论的发展，目前主要有阶段论（强调创始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以国民为主体的产业安全观、强调国家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15] 、以及强调战略性产业是否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安全观。具体而言，产业安全分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宏观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一国法律、经济政策等制度安排适当[16] ，拥有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本国战略性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能够生存和持续发展。
对中观产业安全，目前主流理论仍是以国家主权、民族经济为前提的产业安全观。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更加强调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线[17] ，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标志的新产业安全观[18] 。主要原因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传统贸易条件理论已经不能准确地分析贸易利益的分割和变化。二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并不是所在国的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对所在国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少。所在国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将逐步丧失，当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所在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必然会优先保全其自身的利益。三是以跨国公司为中介，国家之间的利益随着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已经连成一个有机体。因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安全观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
1、产业转移产生的贸易迁移效应，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中国实现，容易引发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以至政治冲突。今年1-8月，中国对美、欧两地贸易顺差同比分别增长50.9%和125.45%，达到699.7亿美元和435.2亿美元。中国对台湾省、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353.4亿美元、258.1亿美元和89.9亿美元。根据摩根斯坦利公司分析师估算，在扣除外资企业利润后，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贸易顺差仅为120-150亿美元，比同期我国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少250-280亿美元，这表明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获取了国际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原产地规定的原因，在海关统计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我来实现。这种格局，大大弱化了中国在国际经贸中的谈判地位，正日益成为美欧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的口实。
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积极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值得进一步关注。例如，2005年9月26日，印度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首次发布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目标直指“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19] 。
2、国际分工地位决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日趋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受到影响。这种同质化竞争体现在争夺发达国家市场、吸引外资以及直接冲击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等方面。今年1-7月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中，有60%为亚非拉国家发起。在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国对外贸易磨擦中，涉华案件占40-60%。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一体化后，原来受配额限制的中国纺织业大举进入美欧，对仅有纺织品等少数优势产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商品的直接竞争造成了“赢家通吃”的局面，影响甚至冲击到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政治关系，对营造我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
3、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出于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考虑，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对技术转让的限制等手段，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将长期存在。美日出台限制性政策措施，凭借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维持技术优势并改造传统产业，确保对华技术落差，维护本国产业竞争优势。例如，为保持日本产业优势，避免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全面生产替代，日本政府启动“知识产权立国”和“产业竞争力”战略，制定《防止技术流出指针》，对中国企业对日技术并购高度警惕，希望通过技术门槛，抵消“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又如，据台湾信息产业研究院统计，2004年台湾73%的笔记本都产自内地工厂。但大多数厂商在转移产能的同时，都把研发中心留在了台湾，一些公司高层称，台湾当局对雇用内地工程师的限制可能会促使他们把研发基地转往内地[20] 。
同时，美、日等国已开始通过将产业转移到印度，扶持印度的发展来制衡中国。特别是对以往设立的合资企业实施“独资改造”，以防由母公司向合资公司转移的产品技术、生产制造技术等进一步传递到中方伙伴手中。这些举措增加了我引进技术、自主创新的难度。
4、由于部分产业转移具有突然性、规模性和彻底性的特点，我国部分地区的外商投资已出现将产业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苗头，对我经济的潜在影响有待进一步评估。回顾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台湾的新竹、大陆的东莞、深圳和苏州，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就建立起庞大的生产规模，并迅速替代了长期在电子和信息产业居于领导地位的日本。又如，2005年9月19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厂商生产的笔记本曾经占据了全球80%的产能，但是台湾大众电脑即将关闭了在台湾的笔记本装配工厂，成为最后一家把产能转移到内地的笔记本制造商[21] 。如果这些现象重演，在我国部分产业出现“瞬间转移”，将对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就业增长构成严峻挑战。对此，如何未雨绸缪，从产业转移动态性的角度提前进行战略部署已日益紧迫。
5、受到资源、环境以及不断上升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制约和挑战，以无偿提供土地、税收减免等传统方式介入国际分工的方式将难以为继。中国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的同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盲目竞争，低价无偿提供土地、过度减免税收、忽视环境保护，用长期、未来的代价获取了短期、当前的利益。特别是粗放式、资源式的出口增长方式，造成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与竞争对手争夺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等资源性商品。这种模式与科学的发展观、WTO反补贴政策、环境政策相违背，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不符。
综上所述，就新产业安全观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2] ：
1、经济全球化是一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和规则创新的经济基础。其法律生态模型与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成正相关。
2、传统产业安全观日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主权为特征的产业安全保护体系已不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产业间、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战略，所带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对传统产业安全观提出了新挑战。双边、区域自贸区的特殊例外与减让对一国产业安全带来新挑战。资本市场的全球性、流动性以及FDI和本国产业跨境融资对一国产业安全提出了新挑战。
3、经济全球化动摇了制定WTO例外条款的法律依据，目前以贸易救济为主体的调整成员国产业利益的法律框架，其保护一国产业安全，维护公平贸易的实际作用正日益减弱，质疑和改革的呼声日高。例如，反倾销带来的贸易转移、被诉方由出口产品改为直接投资以及公共利益等问题，已严重削弱了立法的初衷，各国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迫切需要新的法律框架和模式来维护公平贸易，促进自由贸易。
3、中长期看，竞争政策和公共政策将代替现有的贸易救济措施在产业安全法律体系中起到中坚力量。
4、短期内知识产权、市场扰乱、竞争政策中反垄断国际管辖、国际经济协调等新的救济措施是一国产业安全法律体系立法的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与创性能力的民族意识增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遏制战略”对产业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5、产业国际竞争力调查以及产业损14:13 2006-4-20预警是中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中的前置性预防性救济措施。是构建产业安全保障的基础性和前瞻性条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国际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1947年，GATT成立时建立在非经济全球化基础上，以国家主权为特征的WTO规则例外原则以及贸易救济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对世界各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演进的同时，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阶段，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产业安全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鉴此，如何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构建符合WTO法律框架的中国产业安全法律体系，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则是实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历史使命的制度性保障。
四、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约束和资金约束已经大大缓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更多体现为增加就业、调整结构、获取国际资源、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产业已初步具备了抗御风险的能力。鉴此，建议在未来5-1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实现我国的利益最大化，确保产业安全的总体战略是：抓住机遇、以我为主、积极参与、创新制度、化解矛盾、趋利避害。
当前应着重处理好三大矛盾，一是协调好积极参与经济安全球化与切实维护产业安全的矛盾；二是协调好国内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矛盾；三是协调好中国和平崛起所需的和平环境与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冲突之间的矛盾。具体措施为：立法建章、韬光养晦、扶优育能、调内促转、优境引高、拓疆保源。具体建议如下：
（一）立法建章，构建中国产业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以WTO例外条款为法理基础的产业安全观进行扬弃，确立以比例性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迁原则和成本效率原则为法理基础的，前瞻性的构建以产业国际竞争理论为特征的中国产业安全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对规则的预研，争夺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等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二）韬光养晦，创造有利于我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整合的国际环境。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多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和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在更高层面确保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巩固深化与主要经贸伙伴的合作，发展与美欧的经济互补，充分认识日本在产业转移中的特殊地位，从战略高度解决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对美、日等国近期将投资转向印度，支持印度发展以遏制中国的迹象要高度关注。
（三）扶优育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协调与产业、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实施的新能源汽车计划，从技术自主创新角度推进产业创新机制和帮助企业在全球建立竞争优势。建议参照美日韩的做法确定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汽车和钢铁以及造船等制造业，流通产业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集聚优势[23] ，利用WTO规则允许的补贴政策重点扶植和发展战略性产业。积极引进核电、高速铁路等关键技术；加强与海外风险投资合作，推进对海外高技术企业的并购，以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中心，培养自我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延长纺织、轻工等中端产业生命周期，减缓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速度。通过逐步积累资金、技术、人才，在这些产业内部调整结构，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梯次发展，延缓产业整体外迁的速度，缓解国内就业矛盾。
（四）调内促转，形成国内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机制，构建以我为主的周边区域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新格局。目前，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梯度，但由于承接能力、财税政策以及全国人均工资水平差距不大等问题，中西部地区错过了90年代末承接跨国公司转移产业的最佳时机，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加大，成为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潜在根源。为解决这一矛盾，建议进一步强化国内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机制。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为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通道，并逐步将原先承接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鼓励沿海民营资本投资内地，并利用WTO允许的相关政策，出台以财政金融扶持为主体的国内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支持体系。
同时，依据我国各地区间的地理及经济特点，建立更多的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循环圈，以此构建以我为主的周边区域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新格局。例如，西北地区建立以轻纺、机电进出口、能源合作为主的面向中亚及东欧市场的循环圈。东北地区以资源开发、装备技术合作为主构建面向俄朝韩日市场的循环圈。西南地区以东盟自贸区为主体建立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循环圈。
（五）优境引高，优化内部环境，继续吸引国际分工中的高端向我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加强对国际产业转移特点和趋势的跟踪研究，对比印度、越南的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沿海发达地区要有针对性的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环境和法律环境，为发展产业集群，提升产业转移梯次创造全球最优环境。
应高度重视软件外包、现代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的产业转移新趋势，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加强对国际产业转移特点和趋势的跟踪研究，抓住全球软件外包、第三方物流迅速增长的机遇，承接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研发、管理运营等高端的转移。
（六）拓疆保源，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将全球的市场、资源、资金、人才作为我发展可利用的空间来整体考虑。近期将资源性商品的获得作为重点，确保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金融服务体系方面形成支持企业积极稳妥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开展海外购并的支持体系。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在海外重大项目购并以及工程投标方面的协调力度，避免内部纷争、渔翁得利。

本文获商务部2005年中国商务发展征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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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2]参见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2: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Overview.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3]卢锋：《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C2004005 [4]于永达：《集聚全球优势—略论我国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定位与战略》讨论稿 2005年9月 [5]于刃刚：《主导产业高技术化研究》课题组 [6]金碚等著：竞争力经济学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年 第384页 [7]伊腾正则：《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对日本和亚洲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年 [8]：《国际产业分工新趋势与我国经济国际化策略》江苏商论 2004年10期 [9]乐汀：《全球化分工：中国、印度、美国竞争力重估》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年3月10日 [10] 王缉慈：《产业升级的基本内涵》讨论稿 2005年9月 [11]赵晓：|再论究竟如何看待重化工业的发展――“十一五”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 http://www.zhaoxiao.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23 2005年9月30日 [12]朱文晖：《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上升与国际分工方式的转变》教学与研究 2004 年第2 期 [13] 张二震、安礼伟：《国际分工新特点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思路》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 年第12 期 [14]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尔主义：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与全球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15]景玉琴：《产业安全概念探析》 当代经济研究 2004年第3期 [16]王学人、张立：《产业安全问题制度非均衡成因探讨》 求索 2005年4月 [17]克鲁格曼主编：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8]张勇：《论构建中国产业安全法律体系》 讨论稿 2005年10月 [19]丘慧慧：《诺基亚华为巨资印度设厂中国制造遭遇分流》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年10月2日 [20] 新浪科技：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9日 [21] 新浪科技：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9日 [22]张勇：《论构建中国产业安全法律体系》 讨论稿 2005年10月 [23]于永达、钱海峰：入世前后我国投资环境优劣势转换分析 国际经济合作 200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