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按不同题材、风格、样式可分为若干类型，按专业人士的说法，类型片就是按照不同样式的规定要求制作出来的影片，如喜剧片、西部片、犯罪片、幻想片、歌舞片之类等。

在各种电影类型中，法律影片有其鲜明特色，通常重在获得证据，用证据复原案件事实，依据法律而不是暴力来实现罪与罚的因果。这类影片充满正义的呼声，能够唤起人的正义意识。影片中的法律人形象，也多令我过目不忘。

欧美法律电影很多，尤其是美国，许多还是经典之作，如格利高里•派克主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不少法律影片无论从思想、故事还是表现艺术手法看，都水准不低。美国教授保罗•伯格曼和迈克尔•艾斯默著有《影像中的正义》一书，一口气罗列了几十部法律电影，一一介绍其剧情并对影片作出评价，还对影片涉及的案件和法律问题进行透彻的法理分析。

《影像中的正义》对影片的分类有点特别，包括真实故事再现、军事审判、诉讼搞笑、英雄律师与委托人、不要和委托人太亲热、间接证据、非常法官与陪审员、金钱与理智。不过，每一分类都列举、介绍和分析了若干电影，内容颇为精彩。这些影片往往以人的法律命运或者案件的发展落幕为内容，其中以司法案件为题材的影片，有相当多的是展示法庭审判的过程和结果。

我曾试着给看过的法律题材电影作一分类，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类是运用证据和法律伸张正义的故事。影片《破绽》是关于用为作案工具的手枪在警察目光睽睽下失踪不见的故事，探案者终于发现了凶手怎样移花接木从而将罪犯绳之于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确认事实需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面对杀人凶手徒呼奈何，一点辙都没有，现代法治国家司法中的这一特点，在非法治的国家难得见到。

一类是展现当事人为权利而斗争的影片，如影片《我要求审判》，偏重芭芭拉•史翠珊扮演的杀人案件的被告人拒绝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坚持要求审判并在法庭上获胜的故事。另外，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影片《被告》描述一个轮奸案件的被害人怒而将轮奸现场鼓噪怂恿的围观者告上法庭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当事人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实现自己的权利，看罢为之赞叹。

一类是探索法律领域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电影，如韩国影片《母亲》、美国影片《因父之名》、《一级恐惧》等。这些影片涉及母亲与作为嫌疑人的儿子、父亲与作为无辜者的儿子、辩护律师与其疑似患有双重人格精神病的被告人的关系，连接这些关系的除了亲情和当事人的委托之外，是令人感到惊骇的案件。

一类是深刻分析和批判政治、司法制度的弊病以及司法官表现的影片，唤起人们对司法制度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思索。如法国影片《Z》、意大利影片《警察局长的自白》、美国影片《真相》、日本影片《即使如此，也不是我做的》、波兰影片《杀人短片》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法律影片有的同时是政治影片，有相当的深度，看罢令人深思和回味，久久萦怀。

我国电影的发端在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一部由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是中国人第一次拍摄电影。1949以后，一些法律题材的影片以古装戏剧影片居多，后来现实题材的影片才逐渐增多起来。中国法律题材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古装影片，中国大陆拍摄的《十五贯》、《胭脂》(根据《聊斋志异》中同名故事改编)以及台湾地区拍摄的《破晓时分》、《秋决》(李行导演)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些戏曲片，如《宋士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都可以说是法律题材影片。

一类是法庭影片，香港的《法内情》、《法外情》都由刘德华主演，是以法庭为主要场景的电影。大陆地区拍摄的《法庭内外》、《东京审判》、《全民目击》也属于这一类电影。《全民目击》是较近拍摄的法庭电影，故事编排得跌宕起伏，只是法庭格局和里面涉及的内地法律问题往往经不起推敲，故事好看，却不可以专业眼光衡量。

一类是农村法律题材电影，新凤霞主演的戏曲片《刘巧儿》、李仁堂主演的故事片《被告山杠爷》、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李保田主演的《马背上的法官》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电影将农村与法律结合在一起来展现，算是质量上乘之作。从法律观点看，《马背上的法官》中案件的裁决完全不是依法而断，让人联想起韦伯的“卡迪司法”之说，倒为他眼中的中国司法缺乏形式理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注脚，难怪有人用这样一句话评价这部影片:马背上的糊涂法官。

一类是主旋律电影，包括《法官妈妈》、《南国红荔》等影片。《法官妈妈》是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尚秀云法官的先进事迹改编的影片，这是一部能够打动人心的主旋律电影，从头看到尾，并不乏味。不过，这类故事不大容易像商业片那样吸引人数众多的观众自掏腰包走进影院。实际上，《马背上的法官》以及田华主演的《法庭内外》、李默然主演的《检察官》都有主旋律的意味，差不多也属于主旋律电影。影片主题与政府的政策相配合，可惜这一转向有时候影响了一些影片的艺术水准。

法律题材影片，承载的不仅仅是法律，它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展现，也是传统意识和社会心理的体现，这些影片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特定时期的司法文化形象刻画出来并保留下来，形成活动的法律文化的影像历史，即使是虚构的故事，也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现实及其发展变化。题材与形象都较为单一

从数量上看，我国法律题材影片有了一定规模，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法庭影片却很罕见。这大概与我国庭审方式缺乏对抗性因而缺乏悬念有关，就刑事案件审判来说，对于被告人的定罪，有着清晰的可预见性，这就必然让喜欢新奇、意外的观众兴趣寡淡了。

比较而言，英美对抗制诉讼制度能够提供、滋养较为精彩的法庭影片，其陪审团审判颇具悬念。法庭影片不发达，大概也与我国法治程度有关。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制健全且运作良好，诉讼权利意识十分强固，再加上曲折跌宕的法庭故事，这类影片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欧美国家有更多优秀的法庭影片，与其法治程度不无关系。在这些国家，早已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众信赖法律，有法律的信仰，相信正当程序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他们的法庭审判充满悬念，拍出的影片也叫好和叫座;另外，电影创作的自由度高也是法庭电影发达的原因，没有足够的空间，鸟儿飞不高也长不大。另外，在欧美国家有法律题材创作的成熟和庞大群体，专业人才以及具有的丰富想像力和巨大的创造性为这类影片的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我国法律题材电影很少将重点放在法庭，本来就较为罕见的法庭影片之一的《东京审判》虽然展现了不少法庭活动，但法庭攻防显得特别单薄，正面的形象除了主人公梅汝璈之外，甚至是肖南这样的角色都只是轻描淡写，出场的几个主人公的情感单一，让这些人物的存在缺乏新鲜的血液。没有刻画被审判者的形象，可以发现，很多的日本演员除了坐在审判席上，基本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对战犯刻画的忽视，让他们成了僵硬的摆设。对于细节的忽视，使得影片在反映历史的力度上和表现力上都明显地逊色于同类型影片，与《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也显得缺少思想。

我国类型电影中最为发达的是武侠电影，其次是由香港带动的警匪片。法律题材影片与之相比，数量自然逊色很多，更为不足的是，往往缺乏真正引人入胜的法律故事，更没有对现行司法制度弊端的揭示和分析，当代题材的法律影片又往往局限于农村的法律事件，那些可以拍成影片丰富的社会资源显然被闲置了。这类题材已触及到现实，往往变得敏感，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追捕“二王”》就被叫停，理由无非是该案件并不是一个成功案例。

另外，凡故事影片，通常有人物有故事。法律题材电影，自然少不了司法官员。我国影片中的司法形象较为单一，人物性格也有扁平化的问题。我国法律题材影片中的司法官员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清官青天类。包公戏剧中的包拯、《十五贯》中的况钟等属于这一类;二是赃官酷吏类。《十五贯》中的过于执、《窦娥冤》中的桃杌等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物属于司法中的负面形象，旧文艺作品中很多这种形象，他们的共性是逢迎上司、贪财纳贿、武断专横、刚愎自用、滥施酷刑、颟顸无能，折射了社会对于旧司法官员的一般认知;第三类是现代清正官员。《刘巧儿》中的马专员、《法官妈妈》中的女法官等都属于这一类，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这类司法形象不算多，一般是依公共政策的需要塑造而成。在展现正面的司法官员形象的影片中，司法官员的人格都得到着力刻画，正义之所以得到伸张，往往归功于这些人格的力量得到释放的结果，如苏州太守况钟平反冤案，杨三姐为二姐伸张正义获得胜利，《玉堂春》中苏三澄清自己的清白，这些诉讼上赢得的胜利，都是人格的胜利，很难说是法律和证据的胜利。

检视一下我们法律题材电影的成绩单，思考一下这种类型片的不足，利于在这类影片创作上迈进一步。

在我看来，拍摄法律题材影片很讨巧，因为案件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通常都具有足够的戏剧张力，近来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就是根据几桩真实发生的案件改编的电影，拍得有声有色还在国际上获奖，其实，不过是将现实进行了银幕转化而已。有不少真实案件比虚构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的法律命运牵动人心，在其命运不明朗时悬念十足。毫不夸张地说，犯罪率高发、讼案不断的现实为制作这类影片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如果创作者肯用心思、动脑筋，何愁没有电影创作的素材?

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法律题材电影出现，也期待电影人不要辜负司法现实提供的丰厚馈赠和大量真实案件提供的电影素材，让法律题材电影在我国的银幕上放出异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