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上的中国”并非某种隐喻，而是以法律的眼光，参酌斑马线上的乱象，解说对中国法治的十年观察。国家法治，不妨从斑马线做起，从整饬“中国式过马路”开始。而整饬“中国式过马路”，在我看来，应当从理顺人车关系、落实车让人入手。

且不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即便是从情理上讲，汽车也应当礼让行人。可在现时中国，汽车不但不礼让行人，还经常与行人抢行;纯粹抢行倒也罢了，有时竟然加速冲向斑马线，用机器的咆哮和铁皮的彪悍来恫吓驱赶行人;行人则报以鄙夷和敌视，蓄积着无奈，阴燃着肝火。这是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一幕，也是中国现时法治状况的缩影。我们有了一定的法治标示和路径，正如我们有了斑马线，但我们并没有认真遵循法治的规则，正如我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瞥一眼斑马线，就能立刻体察到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斑马线是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一处莫大的隐痛，它不断提醒我们:温良恭俭让的世情民风正在远去，法治之下的和谐敦睦还未到来。

蒿目时艰，班荆道故。汽车不让行人，首先源于历史惯性。中国最早的有车族无疑是达官贵人，因而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汽车和权势联系在一起。平头百姓给汽车让路，就是在给权势让路。这种意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市民普遍有车后，人让车已然成为习惯，而当前的路权分配和管理思维也延续并增强了这种定例。

有资格享受警车开道待遇的毕竟是少数，多数车辆都是争道抢行，根本原因在于路面资源短缺。人多车多，暴塞狂堵，等于坐在车里烧钱，这使得温雅闲适的中产者都狂躁不安起来，而原本属于“尽速通过”的个人理性，在交通压力下聚合为“你挤我抢”的集体非理性。似乎每个驾车者都丧失了换位思考的能力，来不及、顾不上想到自己不开车时也是行人。

汽车不让行人，也可以曲折地归咎于行人，因为有太多的行人根本不走斑马线。哪个驾车者没受过行人乱穿马路之苦!你不走斑马线，妨碍我舒畅驾驶，就别怪我在斑马线上不让你愉快通过。不少国人就是这样反向总结并付诸行动的。必须补叙一句:至少在大城市，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前，汽车还是能够“红灯停绿灯行”的，而此时恰恰是行人不守规则，红绿灯对他们只起参考作用。

行人不走斑马线，无视红绿灯，同样有很多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目的轻手段，或者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成效轻规则。哂笑“只看红灯绿灯，不看有车没车”，与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脉相承的，暴露出某些国人聪明算计背后的功利和短视。每当想到别人可能一样聪明时，某些国人的解决方案是让自己更聪明，更胜一筹，而不是共同回归规则。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一旦不守规则，自己就吃亏了，还不如自己先把规则打破。宁可自己不受益，也不让别人得好处，也就是“损人不利己”。

毋庸讳言，规则不受待见还缘于路面上有太多的特权车，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频繁地破坏规则，在百姓中不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树立了极坏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一万次法制宣传，也经不起一次对法规的凌驾。总体说来，社会特殊号牌的车辆多寡与法治进步程度成反比。因此，由于特权对规则的扭曲，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其实，“礼让斑马线”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礼让以有路权为前提，而斑马线上行人拥有路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汽车必须避让行人，谈不上“礼让”。只是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上，只是在行人闯红灯走上斑马线或者根本不走斑马线的时候，才谈得上礼让。并且，即使在汽车有路权的情况下，也应该礼让行人。这问题并不容易说清楚。说“铁皮”强“肉身”弱，强者应当礼让弱者，这个理由固然不错，但还不够有力。因为如果“强不凌弱”只是道义的要求而非法定的义务，那便意味着强者须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时还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做到对弱者的礼让。而一旦将道德要求推及如此众多的驾车者，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道德的泛化意味着道德的贬值以致沦丧。所以，仅有这个理由是不够的，还应当付诸法律上的强制。

走在斑马线上的人，原本有理由相信那里是法律划定的安全堡垒，而如果有人居然死在这个堡垒中，那就意味着法律只是陷阱。我们容忍对这个堡垒的误入，但不能容忍对它的挑衅。所以，只有真切意识到“汽车不让行人”是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龌龊，只有真正认识到“汽车避让行人”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真诚相信现状必须改变，也能够改变，我们才能认真说服自己，由衷地从我做起。

环顾世界，汽车礼让行人，香港做得最好，澳门次之;台湾像块跷跷板，由北向南一路滑坡，台北很好，高雄很糟;美国日本没去过，放眼欧洲，大致情况是瑞士德国英国最好，西班牙法国次之，奥地利意大利又次之，捷克波兰只能说等而下之。这个排列，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程度是大致匹配的。法治越健全，斑马线上越文明;法治越败坏，斑马线上越是乱象丛生。

斑马线是具体而生动的全民法治的课堂，应当在这里学会建设无须权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严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