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宣布，无期限中止“多哈”回合谈判，这样其实就是宣布“多哈”谈判基本失败。“多哈”谈判失败，人们虽然心理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因为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严重营养不良，所以倒没觉得那么惊奇。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WTO召开了第4次部长级会议，启动了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第1轮多边贸易谈判，确定了多项议题，起名“多哈”，“多哈”寄托了多数WTO成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无限美好希望，因为“多哈”旨在——削减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多哈”启动后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进展缓慢，成果寥寥，最后终因成员间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成员的分歧过大，游丝殆尽。

“多哈”中止 ，是世界政治、经济变化和互动的直接反映。世界经济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但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无论发展中国还是发达国家，都不愿意将自己“捆”在一棵树上，以防受治于人。而且各国经济景气的不均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区域贸易集团的排它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撞等因素都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从机构本身来看，以前GATT和WTO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随着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有了“话语权”，并且在发达国家内部利益也开始出现了分野，出现一国在进行不同议题谈判时，加入不同“联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情况在减弱，发达国家采取的策略是：有利时极力附和，无利时极力抛弃。欧美在农产品补贴和农产品税率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国际上利益是划分“敌”“友”的惟一标准，WTO内部利益的多元化及集团的出现，而且牵连纵横，互相交织，增大了利益汇合点的难度。“多哈”启动的多项议题谈判，既有新利益的互换，也有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以往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当然触动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命门，誓死也不会做出让步。

“多哈”中止，也许在GATT|WTO成立时起就注定了，也注定了WTO本身的多桀，因为在GATT|WTO规则里同意了自由贸易区等双边贸易安排的合法性。在带有浓厚政治因素主导下的双边贸易安排，既发展了经济，又满足了政治诉求，但对非双边成员却带来了严重歧视，给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带来了严重减损，对WTO提出了严重挑战。根据WTO的官方统计，截至2006年3月，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340个（其中80%是近10年来缔结的），目前正在以平均每月一个的速度递增。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中，84%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正在拟议的区域贸易安排中，自贸区比例高达96%。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且呈快速上升趋势。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发展区域自由贸易。美国2002年以前参与的区域贸易安排仅有3项，现在已有15项以上。眼下，美国正把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巩固其“后院”的主要手段，如美国正在酝酿以其为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图建立南美洲各国在内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该自由贸易区目标是建立世界上面积最大、包括34个国家、GDP达14万亿美元、拥有8亿人口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近期美国就与柬埔寨、阿曼、秘鲁、马来西亚、韩国和厄瓜多尔等签订了双边贸易协议或进行了谈判，美国同时寻求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济联系。

欧盟在积极东扩的同时，积极进取拉美，已展开与墨西哥、智利和南美共同市场等的自贸谈判，并主动筹划与东盟自贸区谈判。

日本一改以往对区域贸易安排的冷淡态度，加快推进与东亚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提出了日本版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构想，力图主导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势。

发达国家主导着WTO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他们对待多边贸易谈判的消极与对FTA谈判的热衷，可能会使WTO边缘化。

 “多哈”中止，将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从我国最近遭受的贸易摩擦可窥见一斑，据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外共19个国家对我国发起42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比2005年同期增长20%。“多哈”中止，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我们应当冷静思索，中国到底应当做些什么？中国应当学会在“多栖”生存方式，多条腿走路。

“多哈”中止，使WTO的发展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新的选择，中国应当以次为契机，积极倡导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WTO体制是发达国家倡导的，对发展中国家带有很多歧视性，尤其是对于我国，在加入WTO时，“入世三大不利条款”就是例证。我们应当团结和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核心，构建新的对话机制。拿出诚意，做出表率，展大国风范，与发达积极进行沟通和对话，化解矛盾，共同构建平等、公平、和谐和互利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推动WTO在世纪之出焕发出昂然生机。自GATT成立60年来，世界经贸的繁荣印证了多边贸易体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受惠，更使整个世界受惠，因为中国加入WTO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实力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在构建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担当“领路人”的角色。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如果能够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形成。

和谐的含义，从理论上讲，是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和合”的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还有向内、聚拢的意思，它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在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的思想。《书》中就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对中国人来说，不论就自我修养还是就一般世事而言，和谐都是关键。所以，和谐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文化、思维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中国的一种战略文化，对中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发扬。所谓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如果能够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其一方面是通过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的法制体系，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为国际的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安全和可预见的环境，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确保规则的公正，并且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确保公平和广泛的参与，解决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也能够从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利益，这样最终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当前，发展问题仍然是建立和谐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障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最不发达国家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最贫困人口与最富有人口的差距也在扩大。一个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是谈不上和谐的。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就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

通过双边安排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发展迅速。对于这种区域经济合作，是WTO协定所允许的，但其对WTO本身发展所带来的利弊，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近期WTO官员指出，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使WTO谈判的进程延缓。目前，美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合作，是在投资、贸易和对外承包等领域的优先安排，事实上排挤了其他WTO成员的权利。对于我国来说，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增加了对我国的非关税壁垒，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面临严禁形式，因此，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是可以充分利用WTO协定所允许的区域合作，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减少我国“入世”三大不利条款所带来的歧视性待遇；二是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及政治上的效应；三是可以大大减少我国遭遇各种贸易摩擦。

我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应当考虑或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设立专门的机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工作。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区域合作工作。例如，日本2002年底成立了自由贸易贸易区总部，并在经济司内增设了自由贸易区及经济伙伴关系处，具体负责双边FTA或EPA的谈判和规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设有专门的双边谈判机构。我国也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在商务部设立专门负责区域经济合作工作的机构，这样更加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工作的展开。

其次，区域经济合作应当优先选择周边国家。从经济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我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投资达我国外资利用的70%以上。从政治上看，我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的，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优先发展周边经贸关系，可以更好地促进政治关系，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安全。首先，应当进一步全面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我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就货物贸易中的降税模式、敏感产品、争端解决机制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但在投资和服务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还没有展开。我们应当利用现有合作平台，加强全面合作。其次，大力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合作，力争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努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促进“10+3”自由贸易区乃至关税同盟的形成。再次，推动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双边或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近年发展很快，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也想与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巴基斯坦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后，推动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在中国与东盟签订的10+1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框架中，澜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盟的5个国家相关，而且实现这一地区的发展，也可以使中国实现西南大通道的构想。

再次，除亚洲外，应当在多个地区确定重点合作伙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我国正在与美洲、太平洋地区、中东和非洲等国家谈判FTA，但应当目标明确，优先考虑对我国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在中东优先考虑阿联酋，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且阿联酋具有把中国商品出口到中东地区其它国家中转站的转口贸易功能。在南美洲优先考虑智利。我国与智利在2005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中智两国将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全面启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进程。中智建立自贸区将给两国带来双赢的结果，为两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新契机，智利可能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在大洋洲优先考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近年来多次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曾多次提出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点双边合作。在非洲优先考虑南非，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非洲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我们应首先着手与非洲最发达的南非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为未来占有更大的市场做好准备。上述国家一般为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传统的贸易摩擦已经达到贸易摩擦的60%以上，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最后，通过APEC推动区域经济合作。APEC主要是政治合作和对话，我国应当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并积极联合其他国家，推动在APEC内部的经济合作，具体来说，我国可以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则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我国还要继续推动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条件。

事实证明一个完全外向型的国家，经济上发展是不稳定的，政治上受制于人。我国作为一个最大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经济上的适当独立性，才能在政治上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应当首先把国内经贸发展好，这样才能增强经济安全和减少贸易摩擦。

首先，对于国内贸易发展的促进，我们应当作好如下工作：

一，关于国内投资政策的调整。应当继续严格控制土地和信贷，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对于投资的产业应当加强政策引导，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紧密配合我国的工业化调整，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而工业化的实质则是推进结构调整。目前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比较粗放和落后，各类产业的整体素质较低，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产业趋同性、产品雷同性、功能单一性问题非常突出，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程度越来越大，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但高水平加工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把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一项重大使命，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对投资和产业变革的要求。

二，产业政策的调整。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在核心技术的掌握上有所突破的基础上，以产业合理化为政策内涵，营造公平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建立符合GAATT/WTO规则的产业保护机制，实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努力创造一个供求平衡的市场环境；深化体制改革，努力创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主要是包括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垄断、培养独立的市场主体等；科学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应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将产业政策具体化，即按照一定的标准科学地选择战略产业、确定“瓶颈”产业，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产业发展序列，进而合理确定产业发展的重点。就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实际看，应把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等作为战略产业，把农业、能源、第三产业作为“瓶颈”产业，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加快其发展。

三，还应当通过建立更加具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其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国内需求。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也有条件主要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在促进国内需求的措施时，应当作好如下工作：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要通过改革，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一些社会保险制度，促使一些消费者把远期需求转化为近期需求，并扩大近期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首要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着力解决职工最低工资制度上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逐步扩大中产阶层的人数和收入水平；加快推进消费信贷，适度增加消费信贷范围；鼓励节能产品的推广使用，营造绿色消费文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消费 ；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减轻农民消费负担，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这是至今不褪色的真理。我们应当国际国内两手抓，首先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并且发展好，这样在国际政治活动中才有话语权，只有把上述工作做好，我们才能在国际经贸大浪中披荆斩棘，破浪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