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的人权模式是与其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紧密相关的。而其发展模式有其弊端，一味地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其人权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东亚区域组织的人权模式。
　　关键词：发展模式 人权 东亚区域组织

　　中国与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已基本成形，各种相关法律协议已经签署1。该区域组织对人权等问题予以回避，没有讨论更谈不上人权条款的签署。但如果东亚地区进一步整合，将其扩大到10+3，或建立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人权问题将无法回避，因此，先期对议题进行研究，提出中国的主张，使其符合中国及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是我国法学研究者应尽的义务。
　　研究此问题第一个需要回答的是东亚共同体可能继续回避人权问题，不签署任何人权协定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该地区另一个大国日本参与东亚地区的整合，主要目的是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之弧，用以牵制中国。日本对该主张的表达虽然时隐时显2，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一直在默默地推进该项政策，这从其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加大对所谓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援助等政策上即可看出。澳大利亚、新西兰本身就是民主国家，所谓的人权议题本身即是其国家的价值观的体现，其也会不遗余力的推广。而另一个被强塞进东亚共同体的国家印度，虽然其所谓的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种性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等人权问题尤其突出，但也不妨碍该国政治家、舆论甚至人民对此议题津津乐道，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3对该议题自是会主动推动，以争夺主导权。而该地区最可能成为中国盟友的东盟国家，也对此问题表达了态度，那就是东盟组织本身在东盟宪章中也加入了人权条款，4虽然人们对其是否真能起到作用表示怀疑，但东盟对人权议题进入东亚共同体的法律架构不会明显反对也是可以预期的。
　　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权问题排除在东亚共同体的议题之外，这将造成中国的被动，无疑会影响中国软实力的发挥。若将人权问题纳入东亚共同体的议题之内，下一个问题就是，人权问题是否一定采取西方的模式，能否找出一种与中国模式相关，能被大多数东亚国家，主要是东盟国家接受的模式呢？
　　西方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其理念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若脱离了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空谈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则无异于空中楼阁，毫无根基可言。当然，指出这些理念是和资本主义的产生相伴而生，也不是要否定其价值，其能否成为普世价值，还需通过深入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对资本主义制度历来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解读，笔者以为均有其道理，下面将正面解读简述如下。
　　现代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作为理性人其从事的活动是利己的。个人从事任何活动都是为了获得各种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西方的各种理论不仅不认为此是不道德的，而且认为社会、国家的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满足个人的需要，使人得到发展。国家制度的设计是要避免对人性的压抑，使人的才能得到磨练与发挥、品格得到提升。
　　在经济制度上，在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思想，不用否认，市场经济制度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该制度刺激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努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至。并且他们认为，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途径。认为市场总是最有效的，其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并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成为干扰因素，但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根据风险与利润可预期的观点，银行家们可以既追求利益最大化，又能很好的控制风险。而投资银行家们认为，证券市场及其各种金融衍生物市场的价格包含了所有的信息，是所有投资者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总是对的。
　　在社会的建构上，在契约自治的基础上形成了市民社会。其可以不受国家的支配，达到自治的程度，进而可以决定国家的性质、理念、治国的原则和方法。甚至强调一群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代国际法上的“自决”就是来源于此5。与市场经济理念紧密相联的市民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即通过在市场经济中磨炼，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人要得到发展，只能在政治社会努力，这在旧中国表现的尤其突出，就是流传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
　　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作用的发挥，将国家、政府从神坛上请了下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废除了世袭的君主制，通过选举制度，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及市民社会，认为即使在民主社会，政府仍然是恶的。由于限制了政府的作用，保证了人们的言论、信仰、迁徙、选举等自由。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解读下，提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起实质是：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选举制度。但其在提法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模糊处理，以抽象的自由、民主及人权的理念提出。
　　既然有正面解读，肯定也会有负面解读。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产阶级榨取了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其制度设计无非是为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给其披上了公平正义的外衣。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上的不太成功，其理论也受到了冷遇。但其对私有财产制度提出的质疑，即使现代的西方学者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人人生而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论点，即使按照其解释，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而因私有财产制度的继承（世袭）制度的存在，人的出身决定了其不可能有相同的起跑线，已经违反了人人应该有平等机会的底线。关于此点，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予以承认。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也有其虚伪的一面。经过学者研究，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一同诞生的。其最初对占人口多数的穷人通过民主的模式剥夺富人的财产充满了担心，通过限制穷人投票权的措施保证其财产的安全，后来，经过漫长时间的洗脑，让整个西方社会认同了国家应保护私有财产的理念，并通过宪法的方式予以确认后，其投票权才慢慢得到了扩大。故此，人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在精神上已经被阉割了。而在形式上，通过代议制又使民主制度变成了“选主”。而又因金钱的力量，可以保证被选之主本身就是富人，或者是其代理人6。此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保护私人产权，或者更直白一点，保护资产阶级的财富不会被穷人侵占。而这一切都是以人的一些权力是不能让渡的作为理由的。
　　笔者认为，其正负面表述都有自己的一套说得通的逻辑。在这里也不想以意识形态做出道德判断。对此议题进行分析，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此种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持续，二是是否可以当作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
　　首先，所谓现代西方社会的构建，是建立在保护人的各项权利，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资本拥有者或其代理人那部分的权利与欲望尤其会得到保护。7市场经济本身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程度。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地球资源掠夺性地开发，二是对环境的破坏。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世界是否支持满足此种人类的欲望不断扩张的所导致的需求，是否存在成长的极限。或许有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供无限的前景。但科学技术能否突破人类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提供无穷的资源？即使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与人类需求同步8，会否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回答起来可能就不太乐观了。正是因为不乐观，致使国际社会第一次明白有通过抑制自己的欲望，来保护环境的必要。即制定通过限制各国CO2 的排放量，避免气候变暖的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许有人会称减少CO2的排放，仍可通过提高节能技术来实现。提高节能的技术水平肯定可以减少排放，但仅仅通过节能技术的提高肯定不能完全达到目标，更何况，只要经济增长，排放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当年，美国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就是其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可以通过节能技术的改造，达致减排的目标，而其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的上升，相对也会减损消费者的福利，仍需抑制自己的欲望。
　　其次，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受资本的支配的。而资本的逐利的本性会使其通过种种“创新”的方式来获得利润。要想获得利润，离不开市场的扩大。回顾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其先是为了获得工人与市场，其通过圈地运动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通过取消各地的壁垒，统一国内市场。9但仅仅依靠正常的消费仍然无法满足资本对市场的需求，于是，信用消费就粉墨登场了。当然，这种消费子孙后代资源的模式一开始还是谨慎的，对信贷的对象和规模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但随着信用消费带来的增长产生了停滞，其进一步放松信贷的限制条件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次级贷就产生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大资本们觉得，仅靠制造业的利润已经不能其对利润的渴求，于是金融市场就成了他们获取利润的天堂。一开始，他们成为银行家、进而成为投资银行家、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品交易应运而生了，其杠杆比率被无限的放大，于是金融危机就诞生了。
　　当然，资本对国外的市场的觊觎也不会停止。二次大战以前，一国的资本要扩大市场，对极端落后且没有形成国家形态的地区进行占领与殖民，如对美洲地区。而对已经形成国家形态的国家或地区，则采取殖民或半殖民主义。如对亚洲国家。当然，他们彼此为了争夺市场也会发生战争，这就引发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若再采取殖民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其提出了全球化的理论，其实质仍然是将全球整合成一个统一市场，为资本逐利提供便利。
　　若将西方模式推广至全世界，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若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遵从西方这种以满足人类欲望的模式来发展经济，且获得成功，世界所有人们都过上西方人甚至是美国人的生活，世界将会怎样？地球的资源或许会供养西方人过上如此高消费的生活（这一点也不肯定，否则也不会制定《京都议定书》），但肯定不能负担全球的人口如此消费。10换言之，此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现实也证明，全球并不可能西方化。
　　除了全球的资源不能支撑全球均走消费主义的发展模式外，市场经济的一些假设也并不能成立。首先，其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对资源实行有效配置，理由是作为理性人，其对自己的利益所在很清楚，可以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起码多数人是如此。但是，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结果显示，无论是滥发信贷的银行、购买房产的投资者、疯狂进行衍生品投机的个大头投行，以及全球的相关投资者，对自己的利益并不能进行理性的抉择。各种市场有效理论都破了产。其所依靠的个人理性非但没有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还引发了经济灾难。而其所坚守的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的理论也被现实击得粉碎。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识到，“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或大或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的退休。”11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市民社会需要独立于国家，甚至影响国家。因为国家是恶的，虽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执政者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一般而言，国家代表着普遍的利益，私人代表个人利益，而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性团体维护的则是特殊的利益。12而代表资本的团体的特殊利益则会得到更好的维护。这也为资本影响国家进行了制度准备。资本的力量可以渗透到方方面面。而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在资本面前都会大打折扣。
　　或许有学者会指出，所谓的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并不一定和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的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很遗憾，目前为止只看到单独实行市场经济而拒绝民主选举制度而获得成功的国家，没有看到不实行市场经济，而采取其社会政治制度而取得成功的例子。这表明，所标榜的普世价值与西方整体的发展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如此，我们仍可将所谓的自由、民主及人权单独拿出考察。看其是否适宜在国际社会进行推广。
　　西方国家经常指责其他国家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任何国际条约都没有要求各国必须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这超出了当前国际法的要求。其次，任何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见得都适合该制度。以中国为例，我们且不讨论该制度是否能比中国现存的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13。只讨论该制度会否引起混乱，甚至战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主选举制度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煽动下，通过所谓的住地居民的自决寻求独立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分裂殷鉴不远。而对国家的分裂有些可能和平收场，有的就会诉诸战争，而这就违反了国际法最大的价值，维护和平。中国同样面临此问题，台独、藏独、疆独等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中国的一些学者联名发表了08宪章，在其宣言里对此问题仅是轻描淡写，宣称在和平的前提下，建立联邦共和国。他们没有回答，若是想要独立的团体不同意他们的主张该当如何处理，他们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分裂，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和其他大多数的国家的人们一样，是不会同意的。或者应该以战争的方式来取得最后的解决。那么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生命权是否应该得到漠视？
　　西方国家指斥其他国家的另一个常见的理由是没有新闻言论自由。笔者想讨论的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有一定正面意义的举措在国家间的交往中起到的是否均是积极作用。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常常谴责其它国家不给予他们采访自由，而其国内媒体及其从业者或被掌控或被洗脑。而对于他们自己或被资本或被市场掌控，也同样被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洗脑，却从来不提。从德国之声的雇员张丹红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其从业人员是要严格遵守其主流价值观的，从业人员发布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言论也是要受到限制的。顺便提一句，笔者在此波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有一个疑惑，宋红兵先生在其《货币战争》一书和一些采访中指出，此波危机是国际主流资本制造的一个阴谋，借以从中谋取利益。主流学界对此嗤之以鼻，笔者对此结论无从判断对错。但我们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知道许多那些金融机构和公司在衍生品的交易中损失巨大，而所报道的赢家的赢利与损失相比是不成比例的。而我们知道，衍生品的交易是零和游戏，输家的亏损必定被赢家获取。西方主流媒体无论是从公众的知情权，还是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的角度来看，都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到底谁赚取了如此高额的利润而又不引起媒体的注意？是做得隐蔽，还是有什么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
　　说到受市场的控制，西方媒体就不必忌讳了，遵从市场的规律，在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其受指责对其它国家片面报导时，他们辩护说，一是其受众对此类片面新闻感兴趣，二是认为，新闻媒体的天生职责就是批评，履行监督责任。若将此辩护词用在其国内的新闻报导方式上，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内受众对国内总的情况比较了解，正负面的资讯都可获得。受媒体的片面报导的影响有限，况且确实能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而对其它国家的新闻进行报导时，其受众对该国家总体的状况并不了解，长期以往，就会对该国留下总体负面的影响。而政府依据受到片面错误信息影响的民意来处理国家间的事务，就会产生偏差。这从每届美国总统选举时，候选人为了迎合民意，达到赢取选票的目的，总是攻击中国。而在他当政后，攻击中国时所发表的政见就被束之高阁的情形来看，其民意的错误可见一斑。
因此，与西方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普世价值观并不完全适合东亚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强求其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发展模式。其发展模式只能尊重各国人们自己的选择，其他国家尽可能予以帮助。当然，我们也并不排斥西方的发展模式对共同体的人权条款的借鉴作用，努力改善本地区重义务，轻权利的发展模式，使本地区的人权状况得到进一步地改进。那将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注释：
作者：金晓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以及2009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重点项目“东亚区域经济组织法律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东盟与中国原定于2009年4月11日上午在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后签署自贸区投资协议。因泰国红杉军破坏，据泰国商务部一位官员透露，这一协议将推迟至2009年8月在曼谷签署。 #p#分页标题#e#
2 日本首相安倍、麻生先后在不同场合都推销过该理念，并要求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甚至东盟国家一起建立自由之弧，只有福田首相没有积极推广。
3 印度总理辛格将出席在伦敦举行的20国峰会，他在临行前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对中印两国经济前景进行了比较，认为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具有潜在脆弱性。
4 2007年11月20日，东盟领导人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东盟宪章》决定成立“东盟人权委员会”， 致力于改进本地区人权状况。
5 沈敏荣：《市民社会与法律精神》，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 56页。
6 关于该观点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
7 或许对此观点有学者会认为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的力量无所不在是确定的事实。虽然，其法律制度通过程序正义提供了在形式上的平等，但其实质正义远远称不上完美。
8 与人类的需求同步，实际是指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同步，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消费的增长，需要不断的制造新的消费需求使市场经济体系象一个永不能停滞的战车，一旦停步，就会引发危机。
9 这在德国的历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世纪初的德国没有统一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每个封建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某些大诸侯还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制度，严重地割裂了德国的国内市场。在1818年到1834年，德意志各邦国相继实行各种关税制度上的改革，最后在1834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统一了德国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废除了德国内部的关税，而在对国外的贸易中实行全德国统一的关税制度和关税税率。德意志关税同盟其实是后来的政治上统一的德国的前身。
10 这从危机前所引发的包括粮食、石油在内的资源危机就可看出，西方世界将危机归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消费增加所致。虽然中国、印度对此观点予以了驳斥，但不可否认，中印两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迟早会导致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
11 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http://www.sina.com.cn2009年01月21日访问。
12 沈敏荣：《市民社会与法律精神》，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 87页。
13 台湾的民主经验表明，其经济迅速发展期并不是民主制度带来的，而是在戒严时期。而在其居民构成大多数均是汉族的情况下，仍以到台早晚为界，引发了族群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