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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精魂所在——浅评杨泽伟先生《国际法析论》

时间:2009-12-14 点击:
初到法学院时,我信步走到图书馆,本以为只是一间很小的资料室,可是一排排书架映入眼帘时,我不禁慨叹其间藏书的丰富和齐全。慨叹之余,我慢慢进入了这殿堂,徐徐坐下,感觉自己也随即感觉到融入了其中。此际,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在这里坐过、读过书的武大的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们,能不是好的律师、法官和法学家吗?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将来成为职业法律人,是否会在梦中回到母校的怀抱里,重温这温馨的读书时光呢?
        我曾花了点时间阅读了一些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著述,懵懵懂懂中并未能吃透国际法的要义,把握住国际法的精魂,而且受到一些法文化学者的影响,一直以为在所有的部门法当中,国际公法是最不能称之为“法”的。而今我聆听了杨泽伟先生的国家法课程,拜读了杨先生的《国际法析论》,才对国际法的全貌有了一个概括却正确的认识。
        杨泽伟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公法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编撰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有《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宏观国际法史》、《新国际经济秩序研究——政治与法律分析》、《国际法教程》、《20世纪国际关系史》、《现代国籍法》、《武力的边界》、《国际法析论》等,对国际法诸多领域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杨先生不但精于学理,还勤于践履,曾应邀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邓迪大学等地做访问学者或者出席有关学术会议。
      《国际法析论》即是杨先生对多年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汇编所形成的精华,全书紧密结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以宏大的历史和切近的现实为背景,探讨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国际法的若干新的发展,重点分析了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论述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剖析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系列问题,研究国际能源法律和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阐明了中国与国际法问题。全书视野开阔,重点突出,资料丰富,论证严密,对研究生朋友而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领航读物,我从图书馆借来,厚厚的一大本,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在橘红色的台灯下,我细细品读起来。
        首先,杨先生分析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习惯性的追问:什么是国际法?从概念上讲国际法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总体”,而国际政治是指“行为体间围绕权利、权力和利益实施外向决策的活动及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强权与民主、人权与主权、剥削与发展、结盟与不结盟、动乱与秩序等现象和关系的统称”。
        在这里我不禁要追问一个法理学上的问题,即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从部门法的角度来说是清楚的。宪法的目的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让犯罪人回归社会,成为正常的社会人;合同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秩序与安全;而国际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秩序,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从此意义来看,国际法应当大于国际政治,毕竟当今世界上各国的关系还要遵从多年形成的各种法律和制度。但是从实践来看,一般国家对待国际政治问题,主要是从国家利益与安全出发的,而非首先从法律上进行是非判断,诚然国际法是在各国交往之中逐渐产生的,但它却无法高于国家,只能靠集体努力去执行,否则即使有了法理和权利,也不一定能实现,因为这还是要取决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因为没有国际政治就没有国际法,国际法规范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化过程中形成和创立的,而国际法规范被创立后,又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国际政治的影响。于是乎,一股国际法虚无主义思潮认为国际法其实不是法,或者说是软法,杨先生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杨先生持这样的观点,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牵制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各国必须更加依赖国际法,以规范错综复杂的国际秩序,因为国际法可以建立一个确保持久和平和国家间紧密合作的新国际秩序,最大程度地减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避免丛林法则在全球泛滥。世界呼吁和平与发展,要求民主与共荣,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法来调整,最明显的有保护地球环境、控制军备、国际贸易等,国际法的“硬性”因素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虽然其主要规范仍是意志法,但确已有若干强制规范存在,其约束力不断增强。可以预测,国际政治虽然不时制约国际法的发展,但是从国际法发展的前景来看,减少或逐步摆脱国际政治的影响和束缚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法之所以被有些人认为是“软法”,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国际法规范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具有很大的弹性,这一点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显得尤为明显。
       探讨国际法规范如何限制主权以保障人权,首先要在学理上厘清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的问题,这在学界已争论多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主权高于人权”论显然把主权绝对化、伪圣化,人权沦为主权的奴婢甚至遮羞布。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人权原则,要求对人权进行国际保护,时刻挑战着国际主权,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杨先生认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并非绝对对立的,应当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一方面,主权原则是现今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也是实现人权保障的第一道壕沟,另一方面,促进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的共同使命和终极目标,既要充分保障人权,也要尊重国家主权,避免人权国际保护被政治性利用,诚如第十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随通过的《最后文件》所言:“人权不应该被用作政治压力的工具,尤其是对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均有权的在尊重国家主权、自决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基础上自由地建立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和制度。”人道主义干涉在二战前没有明显地成为习惯国际法,而且在当今的国家实践中也表明这种习惯法上的权利确实存在,即使它向习惯国际法方向迈进,也不能合法地存在。
        那么又应该如何处理国际人权保护、国家主权与人道主义干涉的关系呢?
        表面上看,人权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干涉似乎都是从外部对某国家或某地区的人权问题施加影响,以期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其实不然,人权国际保护依据的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而人道主义干涉往往沦为西方国家推行自己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奴仆,这显然是对人权国际保护的歪曲,恶化了国际气氛和国际关系,助长了霸权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国际法中,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进行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措施,是惟一能够使用武力保护基本人权的合法手段,倘若一群国家未得到安理会的授权而进行的多边主义干涉,就是非法的。
        西方国家秉承“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自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可以说主权概念自博丹首次正式提出以来,就一直倍受攻击、非难、诘责和歪曲,英国学者拉斯基认为主权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建设一个“无主权国家的世界”,詹克斯甚至认为主权的特性是“神化的无法无天、法律上的怪物和道义上的邪恶”,亨金则这样写道:“主权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伟大强盛的一种神话,这种神话曲解了主权的概念、屏蔽了主权的真正内涵和价值。这种神话往往是空洞的,有时甚至是对人类价值观的毁损……然而,更常见的是,主权已经被援引作为抵制各种外来‘入侵’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用以监督(各国)确保其遵守有关人权的承诺和军控条约方面的国际义务……现在是将主权拉回尘世,加以检讨、分析、重新构思、重新包装甚至重新命名的时候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杨先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诚然,主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历史上君主主权曾经对本国和他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激起了后人对绝对主权观的反思。可是不管怎么反思,国家主权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绝非人们臆想和生造出来的,主权虚无主义者虽不遗余力地攻击主权,但大多只是攻击绝对主权观,但并不否认主权的客观性,也不主张废弃主权概念本身。不但学理上如此,在实践中,主权原则得到了诸多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贯穿于整个国际法体系之中,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和核心。 
        杨先生举出了许多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表明主权并不是一种以它的巨大的力量激励着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国际事物中行动的神话,主权是实际的必要,不能从国际法领域任意抹去。
        作者对主权理论的研究极为精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杨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杨先生不但关注理论问题,还十分注重研究国际法实务,联合国改革就是其中一例,杨先生是怎么分析联合国改革的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的呢?
        杨先生认为,联合国改革是为了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提高效率,而对联合国进行的机构性演变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有二:联合国面临新挑战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危机。
        冷战结束后,两级对峙消失了,但是旧体制下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纷争和宗教冲突一再涌现,地区分治主义不断抬头,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比以往更加明显,尤其在911恐怖袭击之后,  人们更有理由担心出现更为严重的全球分裂现象。与之同时,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人们的视线。诚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今日之世界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联合国从创始之初的51个会员国到今日,会员国大大增多,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德日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它们积极支持联合国的改革,迫切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在全球范围内,国际法律秩序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受到了严重挑战,这些因素也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催化剂。
       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根本法,而在事实上,联合国改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修改程序;二是在联合国实践中产生的“事实上的修正”的方法。后者主要有四种,即对宪章条款的扩大解释、缔结“专门的补充协定”、创设辅助机关和不履行或者久不适用宪章的某些条款。
       杨先生在对联合国改革作出理论分析后指出,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必由之路,而其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或者政治意愿。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联合国既要变,又不要乱,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共荣的新世界。
       除了联合国改革,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也是杨先生很关注的问题,因为中日韩三国面临着相同严峻的能源形势,在能源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竞争,但合作领域也十分广泛,他在精要分析国际能源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日韩能源合作的模式——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及其相关国际法问题。
        杨先生分析,中日韩三国在能源共同开发的基础上,可以参考《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和《欧洲能源宪章条约》,签订类似的“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宪章”,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宪章”作为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组织法,其内容可以包括序文、宗成员的资格及权利与义务、组织结构、职权范围、活动程序、决议的履行方式及监督机制、贸易条款、投资的促进与保护条款、争端解决以及其他杂项条款。
       杨先生从法律基础、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分析得出,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将来应当具有国际人格,具备国际组织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区域性政府间经济组织,但是其构想尚处于探索阶段,想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冷战安全结果的消极影响,美国在日韩驻有重兵,其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加强,而朝核、台海问题、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若是得不到妥善解决,中日韩的区域意识就得不到强化,加之美国不会容忍一个独立于己的存在,更不希望看到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日韩内部,谁来充当领导角色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不容忽视的强大实力,中国则是亚洲的传统大国,两国在推进东北亚合作方面势必发挥重大影响,但是任何大国谋求主导地位的策略对多边合作都是不利的。
        这作出上述分析后,杨先生指出,东北亚各国要树立“合作安全”的理念,以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而非对抗作为政策的基点,建立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国家间合作的安全体系,并加强东北亚意识,在东北亚的多元文化中寻找共性,建立东北亚文化圈,在循序渐进原则的指导下,建成东北亚能源共同体。
        除了上述国际法理论与实务外,杨先生对被后人誉为“国际法之父”和“自然法之父”的雨果•格老秀斯也有精到的研究。格氏的主要著作是《战争与和平法》。该书以反神学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思想基础,首创或发展了近代国际法的某些基本原则,例如国际关系中应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国家主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战争行为的限制、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履行条约的义务、海洋自由等原则。从宏观上看,该书试图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文化,以及基督教律法为基础,寻求并阐明“正确理性的命令”,作为规范国家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准则,在创立近代西方最初的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法学说同时,也提出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格老秀斯认为,法律可以分为自然法和意志法。“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指出某些行为是否符合理性的自然,是否具有道德的基础或道德的必要性;于是,某行为要么是自然的作者——上帝禁止的,要么是指令的。”格老秀斯是将自然法的观念从中世纪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的第一人,因为他明确指出:“自然法是不可改变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也不能改变它”,因而自然法完全是人类意志之外的法则。
        格老秀斯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但是其学说传入中国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虽然1623年荷兰使节曾拜会福建地方官员,但封建王朝严格限制作为近代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格老秀斯学说未对中国产生影响。晚清国门洞开之后,美国学者惠顿的《国际法原理》汉译后,国人才知道格老秀斯其人,1932年,《战争与和平法》绪论被译为中文,定名为《国际法典》,并附有格老秀斯的传记。
        但由于历史原因,《战争与和平法》未能全部汉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可以说在满清王朝早中期,近代国际法开始在同时代的欧洲形成和发展,而闭塞自大的满清还是用老眼光,自封为天朝上国,把邻邦视为夷狄,与周邻之间是不平等的阶层关系,国际法自然没有成长的土壤,满清第一次接触国际法,可以说发生在1662年至1690年清朝与荷兰的关系中,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自大的封建王朝丧失了接受国际法的机会,即便是初具国际法原则雏形的《尼布楚条约》,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鸦片之难后,部分朝臣开始了国际法学说的汉译工作,随着近代化的加深,满清也设立了总理衙门,但是其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规则主要还是不平等条约制度,直到二战之际,这一制度才开始瓦解,共和国的建立,最终真正结束了列强用不平等条约约束中国的时代。
      在系统学习国际法课程,尤其是读了杨泽伟先生的《国际法析论》之后,我对国际法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和一些初步的认识。写作此书评之时,正值川西地区蒙受强震灾难之际,看着腾讯信息传来的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赶来施救的消息,不禁感慨国际法确实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是,这部六十五万余字的力作,使我生出些许感慨,有一个问题始终存留于我脑际,挥之不去:中国历史上有相当发达的刑法、行政法和判例法实践,有着相当独特的中华法系及其法文化传统,但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出近现代国际法?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我学力有限,百思不得其解。在惘有所思之中,似乎又有那种初见丝丝黎明前曙光的感觉。中国已经融入现代社会,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发扬光大国际法,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留下中国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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